小林，不是中介小林，是学生小林。二十一岁，在大三，学的是电子商务。学校要求大三下学期必须参加“顶岗实习”，说是“顶岗”，其实就是送去工厂干活。学校说：“不参加实习，拿不到毕业证。”小林不想去，但他想拿到那个毕业证，因为他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父母等着他毕业，等着他找一份好工作，等着他光宗耀祖。他没有别的路可以选。 学校开了实习动员大会。就业办的孙主任站在讲台上，PPT翻了一页又一页，上面全是合作企业的名字——电子厂、物流园、电商仓库。孙主任说：“这些企业都是经过学校严格筛选的，跟我们有长期合作关系，安全可靠。实习期间包吃包住，每月综合薪资四千到六千。表现优秀的，毕业后可以直接转正。”台下坐着两百多个学生，有人在玩手机，有人在睡觉，有人在小声聊天。小林认真听了，拿笔记了几个厂名。他想去那个做无人机的，觉得高科技，有前途。 他不知道的是，那些“合作企业”没有一家是直接跟学校签的协议。中间隔着一层中介。学校把学生交给中介，中介再把学生卖给工厂。学校从每个学生身上收取“管理费”，每月三百到五百不等；中介从每个学生身上抽取“服务费”，每月五百到八百不等；工厂付给学生的工资，经过两道抽水，到学生手里的时候，已经只剩一半。这笔账，小林不会算。他只知道老师说“综合薪资四千到六千”，他信了。 实习出发的那天早上，学校门口停了三辆大巴。学生们拖着行李箱，背着书包，像春游一样叽叽喳喳。小林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妈，我去实习了，去深圳。”他妈说：“好好干，别给人家添麻烦。”他说知道了。挂了电话，大巴开了，一路上同学们在唱歌，有人在拍视频发朋友圈，配文是“出征”。小林也发了一条：“第一份工作，加油。”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不知道工资多少，不知道合同上写了什么。他只知道学校安排的，不会错。 大巴开了五个小时，没有去深圳，去的是隔壁省的一个县级市。车停在一个工业区，四周全是灰扑扑的厂房，没有超市，没有餐馆，没有公交站。学生们下车，站在路边，像一群被卸货的包裹。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走过来，手里拿着名单，开始点名。他说：“我是XX人力资源公司的，负责安排你们的实习。从今天起，你们就住在这里。宿舍六人间，空调热水都有。明天开始培训，培训完了上岗。”小林问他：“我们是在哪个厂？”年轻人说：“XX科技，做手机配件的，上市公司。”小林掏出手机查了一下，XX科技确实是上市公司，股价还不低，他放心了。 他签了一份合同。合同不是跟工厂签的，是跟那家人力资源公司签的。合同上写着“实习协议”四个字，不是“劳动合同”。他问白衬衫：“怎么不是劳动合同？”白衬衫说：“你们是实习生，不是正式员工，签的是实习协议，一样的。”他看了看合同上的工资条款：“实习津贴：每小时十五元。”他觉得有点低，因为老师说综合薪资四千到六千，按十五块一小时算，每天干八小时，一个月也就两千四。白衬衫说：“有加班，每天加班三四个小时，加上加班费，一个月能到四千。”小林信了。合同上还有一行字：“甲方有权根据生产需要调整乙方的工作岗位。”他没在意，因为他不知道“调整”意味着什么。 他被分到了流水线。不是做无人机，是做手机充电器的外壳。他的工位在一台注塑机旁边，负责把注塑出来的外壳修剪毛边。机器每四十秒吐出一个外壳，外壳很烫，他戴着手套，还是觉得烫。第一天干了十一个小时，回到宿舍，手上有三个水泡。他挑了最大的那个，用针戳破，挤出里面的液体，贴上创可贴。宿舍里其他五个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有人手上七个水泡，有人被烫伤了胳膊。大家都没说话，各自处理伤口，各自上床，各自在黑暗中刷手机。 第一个月，工资发了。小林到手三千二百块。他算了算，按照十五块一小时，每天十一个小时，一个月三百三十个小时，应该是四千九百五十块。少了将近一千八。他去找白衬衫，白衬衫说：“扣了住宿费、水电费、管理费、保险费。住宿费每月三百，水电费一百，管理费三百，保险费两百，还有个人所得税。”小林说：“实习生也要交个税？”白衬衫说：“超过起征点就要交。”小林没查，因为他不知道去哪查。他只知道到手三千二，比他预想的少了一大截。他想打电话给学校问问，但不知道该打给谁。他翻出实习动员大会上发的联系卡，上面有孙主任的电话，打了三次，没人接。 他发了一条消息给孙主任：“孙老师，我们工资被扣了很多，到手只有三千二，合同上写的是十五块一小时。”孙主任没有回复。过了两天，他收到一条群发消息，内容是：“各位同学，实习期间如有问题，请先与企业沟通。学校会定期回访，请同学们安心实习。”小林把这条消息读了四遍，没有读出一个解决方案。 实习第二个月，小林的右手被机器夹了一下。不严重，指甲盖裂了，指腹被压出一道深痕，流了很多血。组长带他去车间办公室，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给他用碘伏消了毒，贴了创可贴，说“没事了，回去干活”。小林问：“这不算是工伤吗？”组长说：“你们是实习生，不是正式员工，没有工伤。回去干活，别磨蹭。”小林回去了，手指疼了一个星期，指甲盖最后掉了，长了新的出来。他后来在网上查，实习生确实不被《工伤保险条例》保护，因为实习生与工厂之间不是劳动关系。他又查了查学校有没有责任，查到一条：“学校应当为学生实习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但“必要的”三个字像一把伞，挡住了所有的雨。 他给学校打电话，这次通了。一个女老师接的，说孙主任不在，你打他手机。他说打过了没人接。女老师说那你等孙主任回你。他等了三天，孙主任没有回。他又打，这次孙主任接了。他说了工资的事，说了工伤的事。孙主任听完，沉默了一下，说：“这个情况我会跟合作企业沟通。你先把实习干完，毕业证要紧。”毕业证要紧。这四个字像一针麻药，扎进去，疼，但能忍。小林咬着牙，把剩下的两个月干完了。 实习结束那天，他拿到了三个月的工资条，攒了一叠。他把每张工资条上的实发金额加起来，算了算，三个月一共到手九千六百块。按照合同上的十五块一小时，每天十一个小时，三个月应该是一万四千八百五十块。中间差了五千二百五十块。他不知道这五千多去了哪里，但他知道，有一部分流到了学校，有一部分流到了中介，有一部分流到了不知名的账户里。他不会去追，因为他要毕业。 回到学校，他交了实习报告，换了毕业证。毕业证上印着他的名字，盖了学校的钢印，看起来那么硬，那么真实。他把毕业证拿在手里，忽然觉得这张纸很重——不是因为上面写了他的学历，而是因为这上面压着三个月的水泡、五千多块钱的工资、一根掉了的指甲盖，以及无数个他忍住了没有问出口的“为什么”。他不能问，因为他毕业了。毕业了就意味着他跟学校再也没有关系，学校不会再回答他的任何问题，就算回答了，也只是“我们已经尽力了”。 他开始找工作。在招聘网站上投了三百多份简历，接到十几个面试，没有一个成的。他发现自己除了那张毕业证，什么都没有。他没有技能，没有经验，没有人脉。他在流水线上待了三个月，学会了修剪毛边、处理烫伤、忍住眼泪。但这些不会写在简历上。他去找工作的时候，面试官问他：“你有什么实习经历？”他说：“我在XX科技实习过，做手机配件。”面试官说：“那是流水线工人吧？”他说是。面试官笑了笑，没有再说。 后来他去了一个电商公司做客服，月薪三千五，不包吃住。他租了一个隔断间，月租六百，每天挤公交上班，晚上回来吃泡面。他每个月给家里寄一千块，剩下的勉强够活。有时候他会想起那个工业区，想起那台注塑机，想起白衬衫说的“上市公司”，想起孙主任说的“综合薪资四千到六千”。他把这些想起压下去，像压一个弹簧，压下去就弹起来，压下去就弹起来，永远不坏，永远不灭。 他的弟弟今年也要上大学了。他弟弟打电话问他：“哥，学校推荐我去一个电子厂实习，说是跟学校合作的，靠谱吗？”他张了张嘴，想说“别去”，但他想到自己当年也没听任何人的劝。他说：“你去看看，不行就回来。”他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他说“别去”，弟弟会说他自己的经历就是成功的——他至少毕业了，至少找到了工作，至少活下来了。没有说服力。他只能把选择权交给弟弟。 弟弟去了。去了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同一个就业办的孙主任，同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同一个工业区。他坐在注塑机旁边，修剪毛边，手被烫出水泡，用针戳破，贴上创可贴。第一个月工资发了三千一，比小林当年还少一百。他不知道这一百去了哪里，也许被学校涨了管理费，也许被中介涨了服务费，也许被工厂降了工价。他不知道，也不会去查，因为他的同学跟他一样。 小林偶尔会刷到“平哥说工”的视频，看到那些揭露黑中介的内容。他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不是也被骗了。但他很快就不想了，因为想多了难受。他只知道那三个月过去了，他拿到了毕业证，他有了一份工作，他活着。至于那五千多块钱，他没有要回来的力气了。他选择忘记。不是原谅，是不想再疼。 校园里，新一批的学生坐上了大巴，去往同一个工业区。孙主任站在车下，拿着名单，一个一个点名。他说：“同学们，这是你们人生中第一次走上工作岗位，希望你们珍惜这次实习机会，为将来就业打下坚实基础。”大巴开动了，车上的学生把窗户摇下来，跟窗外送行的同学挥手，笑着喊：“我们走啦，挣钱去啦！”孙主任也笑着挥了挥手，转身回了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一份最新的合**议，甲方是“德胜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乙方是学校，丙方是空白。他把丙方的名字填上：XX科技。然后盖上学校的章，锁进抽屉。 那把锁的钥匙，他挂在腰带上，跟家门钥匙、办公室钥匙、车钥匙串在一起。走路的时候哗啦哗啦响，像一串小铃铛。 铃铛在响。 学生在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