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韩东升先来的技术室。 温则鸣正把昨天那六袋土按方位排在台面上，一袋一个号，从头端排到脚端。 “图调出来了。”韩东升说，“交警队那边说要走个手续，明后天送到。” “不急。”温则鸣把第四袋摆上去。 “不急？” “图早一天晚一天，路还是那条路。” 韩东升没走。他看着那一排土袋，从头端看到脚端。 “昨天在弯道上，你没往下说的那一句，现在可以讲了吧。” 温则鸣把最后一袋摆正了。 “图没来。” “行吧。”韩东升说，“我等着。” 周正堂从里屋出来接水，路过台子的时候把肋骨那张送检单拿起来看了看。 “你写的是骨痂形态学观察。” “是。” “跟他们说清楚，挨着断口那一头和外缘那一头分开取。”老头把单子放回去，“一处骨痂不是一个岁数。断口那儿先长，外缘后长。只切一处，切到哪儿算哪儿。” 温则鸣把那张单子抽出来，在备注里又添了一行。 出门以前，傅雪蘅在楼道里拦了他一句。 “你今天去，是去核这张单子是不是那儿出的。”她说，“别的事别管。” “是。” 楼下停着两辆车。头一辆边上站着个人，五十来岁，半旧夹克，腋下夹着个鼓鼓囊囊的文件袋，袋口的绳子绕着文件扣。 “庆源市局的罗队。”韩东升说，“罗永德。三个省的案子，那边出的人是他。” 罗永德朝这边点了一下头。眼白上全是红丝。 “昨天下午到的。”他说，“你们这几起的卷，我看了一夜。” “看出什么没有。”韩东升问。 “看出我们那边那一起，跟你们这边的，长得一模一样。”他把文件袋往腋下托了托。 他拉开车门先上去了。 惠民健康体检中心在城东，二楼。 中心还在，招牌没换，老板换过一次。三年前的纸质登记按规定留着，在库房最里头的架子上，用麻绳捆着。 “老板换的时候东西没有扔。”柜台里那个姑娘说，“扔了往后有人来查报告，我们拿什么回话。” “您在这儿几年了。” “两年。老板换过以后我才来的。” 她在库房里翻了半个多钟头，抱出来三本。 罗永德站在柜台外头，没坐。文件袋还夹在腋下。 “八月二十六。”韩东升说。 第二本，那一页上一行一格，六栏：序号、姓名、性别年龄、单位、项目、经办。每行末尾还有一格，填的是时间。 温则鸣从卷袋里抽出那张翻拍件。原件昨天夜里已经封回去入了库，出门带的是这个。 他把翻拍件摊在登记本边上。 “单子右下角这串号，怎么编的。” “前六位是日子，后两位是当天的号。”她说，“我来的时候就这么编。前头那些本子我翻过，一样。” “后两位是三八。” “那就是那天的第三十八个。” 小张的手指顺着序号那一列往下走，停在第三十八行。 “郭长顺，男，四十，九点三十二。” 温则鸣把翻拍件往登记本上推了推，两行对齐。 抬头一样，表格的行数一样，项目栏那几个字的排法一样。 “单子是你们这儿出的。”他说。 他没有直起腰，手往末尾那一格挪。 “这一格的时间是怎么来的。” “机子打的。”她转身指了指柜台角上那台旧取号机，“人一到先取号，条上印着号和点数。登记的时候把条上那两样抄进来。” 温则鸣走过去，蹲下来看机身底下那块铭牌，看完直起腰。 “出厂那年在前头，这一台是那年就在的。” 他回到本子边上，把前后各翻了两页，看的还是序号那一列。 “这一天的号从头排到尾，中间不跳。前一天排到六十几收的尾，第二天又是从一起头。”他说，“跟她说的编法对得上。” 他把翻拍件收回卷袋。 “单子是真的，这一天这个人来过。” 傅雪蘅把大衣的下摆撩起来搭在臂弯上，弯腰看了那两行。 “别的不用你找了。” 韩东升指着单位底下写着四个字：永兴劳务。 他的手指在那一栏上从三十六号划到四十二号。 “这一天上午，永兴劳务来了七个人，连着的。”他把头一天那几页翻过去，又翻到第二天，“这个单位就出现这一回。” “团体的一块儿登记，一块儿收费。”姑娘说，“单位来人办，个人不用交钱。” “经办这一格填的是谁。” “写的是我们这边的收费员。” “这七个人，登记上留电话没有。” “团体的不留。” 她把本子转过去，指了指那一页最上头。团检的抬头单占一行：单位名、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那一格是空的。 李扬照着电话按了一遍，把手机举起来给大家听。空号的提示音响了两遍。 “那个收费员还在不在。” “老板换的时候走了一批。”她说，“名字在工资表上，能找着。” “三年前管事的呢。” “姓什么我知道，人在哪儿我不知道。” 韩东升把这两条写在本子上，画了个圈。 傅雪蘅让人把这一页拍了照，又让小张把这三本登记按册编号、当场封存，写调取清单，一式两份，复印件留在柜台上。姑娘在见证人底下签了字。 “七个人的名字念一遍。” 小张从三十六号往下念。 念到第四十号，罗永德把手撑到柜台上了。 “再念一遍。” “杜广田，男，五十一，九点四十四。” “杜广田是庆源的。”罗永德说，“两年前的六月，修自家房顶的时候，脚手板断了一块，人从上头摔下来。当天夜里没的。” “这个名字在幕布上。”韩东升说。 “第三行。”罗永德说，“高处坠落那一起。” 他撑在柜台上的那只手一直没拿开。 “他跟郭长顺认识不认识？”韩东升问。 “不认识。庆源到这儿三百公里。他那案子当年我跟着跑过大半年，社会关系一条一条趟过，没有一条能搭到这边来。” “他家里人说过他来过这个城市没有？” 罗永德把手收回去了，在裤缝上抹了一下。 “没说过。”他说，“我也没问过。我没有理由问。” 腋下那个文件袋滑下来一点，他没去扶。 他没有走开。手又搭回柜台上，把那一页往自己这头拉了半寸，手指顺着杜广田那一行往左走，走到最末那一格。 “九点四十四。” 手指往上抬，越过一行，落在三十八号上。 “九点三十二。” 柜台里头那个姑娘不知道该看谁。 “十二分钟。”罗永德说。 庆源那一起和这一起，在这一页纸上隔着两行。 傅雪蘅直起腰，转向柜台里头。 “这四项做下来，一个人得多长时间。” “抽血、量血压、拉心电图，三个房间，来回排队。”姑娘说，“人多的时候一个来钟头。那天一下来七个，只会更慢。” “那三个房间在哪儿。” 她拿下巴朝走廊那头点了点。 “都在这一层。” 傅雪蘅低头，把那两行看了很久。 “九点三十二进来的那个，做完得十点半往后。”她说，“九点四十四进来的那个，进门的时候头一个还在这层楼里，一直到他做完了，人家还没走。” “四十来分钟。”韩东升说。 “三百公里，八竿子打不着，社会关系一条都搭不上。”傅雪蘅说，“三年前这个上午，他们俩在这一层楼里前后脚待了四十多分钟。” 她把手按在那一页上。 “中间那十二分钟，应该还有个三十九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