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水城见闻 八月二十八日，凌之飞带着梁家辉、梁朝伟和岑建勋，从启德机场飞往罗马。 飞机是国泰的头等舱，四张票花了凌之飞十二万港币。他平时出差只坐经济舱，但这次不一样——他们是代表香港电影去威尼斯的。岑建勋订票时说：“你总唔想系水城落机之后，两个演员面青唇白、时差未倒就要行红地毯。“ 梁家辉在飞机上几乎没有睡觉。他翻着一本意大利语速成手册，嘴里念念有词。凌之飞侧头看了一眼，发现他在背一个词——“grazie“。 “梁生，你学意大利文？“ “学一句算一句。万一颁奖嗰阵有人同我讲话，我起码识答多谢。“梁家辉翻了一页，又指着另一个词，“呢个——'bravissiparing威尼斯同深水埗？“ “我比较嘅系人情味。“ 九月二日，第五十五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开幕。 丽都岛的电影宫是一栋建于1930年代的白色建筑，门口的台阶上铺着红地毯，两侧竖着巨大的金色狮子雕塑。凌之飞站在台阶下仰头看了一眼——那只金狮张开翅膀，前爪踩着一本圣经，跟圣马可广场上的那尊一模一样。 开幕片是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的《海上钢琴师》。凌之飞坐在电影宫的观众席里，看着银幕上一个从未踏上陆地的钢琴师在大洋上来回飘荡，忽然想起了梁家辉在天星小轮上的那张脸——一个永远在水面上的船工，一个永远在海上的钢琴师，两个不肯上岸的人。 “呢部片会攞奖。“散场后梁家辉对凌之飞说。 “你点知？“ “我唔系识得估奖，我系识得听观众嘅呼吸。“梁家辉回头指了指散场的人群，“你听——冇人讲话。散场咗五分钟，冇人讲话。呢种沉默只有一种电影可以制造——就系观众唔舍得离开部电影嘅沉默。“ 凌之飞记住了这句话。 接下来的三天，凌之飞带着梁家辉和梁朝伟看了六部竞赛片。每一场他都坐在观众席后排，不是看电影，是看观众——什么时候笑了，什么时候安静了，什么时候有人起身去厕所，什么时候全场鸦雀无声。 “你做紧乜？“岑建勋发现他在本子上画正字。 “数笑声同沉默。“ “数呢啲有乜用？“ “笑声代表节奏啱唔啱，沉默代表入戏冇入戏。如果一部片观众笑咗十次但沉默咗三次，同笑咗三次但沉默咗十次——系完全唔同嘅电影。前者系喜剧，后者系——“ “后者系《天星》。“岑建勋接话。 凌之飞点了点头。 九月五日，《天星》放映日。 下午两点，电影宫一号厅。凌之飞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他不喜欢坐在前排被人看到自己的表情。梁家辉和梁朝伟坐在中间偏前的位置，两人之间隔了一个空位——跟电影里渡轮上那场戏一样。 灯光暗下来。银幕亮起来。 新艺城的片头之后，不是《最佳拍档》的卡通警察，而是一片黑色的海面。引擎声从远处传来，由弱到强，像心跳。 凌之飞听到前排观众调整坐姿的声音——椅背的弹簧轻微吱呀。这是好信号。观众在调整身体进入电影，说明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九十七分钟。没有配乐，没有旁白。只有梁家辉的脸、维多利亚港的水、渡轮的引擎声和呼吸。 凌之飞在全场的沉默中数着时间。当梁家辉坐在最后一班渡轮上望着对岸灯火时——那个长镜头，不切，只有引擎和海浪——他听到后排有人轻轻吸了一下鼻子。 不是哭。是那种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但还来不及反应的本能。 放映结束，灯亮了。 掌声从第三排开始，像海浪一样向前推进。凌之飞站起来回头望去——全场起立鼓掌。有人用意大利语喊了一句什么他听不懂，但语气他听得懂——那是一种被折服的声音。 掌声持续了三分钟。 散场后，一个戴黑框眼镜的白人男人在走廊里拦住凌之飞。他身边跟着一个翻译。 “请问你是导演？“ “系。“ 男人伸出手：“我是《电影手册》的让-米歇尔·付东。你的电影让我想起了德西卡。“ 翻译把这句话翻成英文，凌之飞听懂了——德西卡，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大师，《偷自行车的人》的导演。 “多谢。但我的电影不是关于自行车，是关于渡轮。“ 付东笑了：“自行车和渡轮，都是关于一个人和他离不开的东西。“ 凌之飞在酒店房间里写日记。窗外的运河上传来贡多拉船夫的歌声，断断续续，像信号不好的收音机。 他写道： “九月五日。《天星》放映。全场起立鼓掌三分钟。《电影手册》付东话我似德西卡。我唔知道佢系赞美定系归类，但我知道——梁家辉嗰张脸，呢个世界睇到了。“ 他合上笔记本，走到窗前。威尼斯的夜色跟香港完全不同——没有霓虹灯，没有天星小轮的引擎声，只有月光在运河水面上碎成银色的鳞片。 但远处有一艘船的灯火在移动，缓慢地穿过水道。凌之飞看着那点光，忽然觉得——不管是在维多利亚港还是在威尼斯的运河上，只要有人在船上，故事就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