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周日早上，不仅仅IMF和IIF的各类主题会议一茬接着一茬，陆泽也在一夜之间收到了不少会见请求。 原因很简单，昨天陆泽来到华盛顿并且参与了一些会面的情况很快扩散开来，某个华尔街小报甚至特地写了“值得一提的是，据说alker先生也来到华盛顿并且参与了部分讨论.....” 于是各路人马纷纷试图联系安排会面，凭空给伊莎贝拉增添了不少工作量。 “第一拨人已经在楼下了。” 伊莎贝拉看了一眼手表，“阿布扎比投资局的固定收益与另类资产负责人。九点整是科威特投资局。十点十五分，新加坡GIC的团队会准时到。” 陆泽翻过一页文件，没有抬头：“我记得还有一些养老金和大学捐赠基金？” “排在十一点以后。” 伊莎贝拉指了指日程表底部的两栏，“德州教师退休基金的首席投资官，还有耶鲁大学捐赠基金负责外部投资的一位董事。他们原本希望安排更长的时间，但我给他们的回复是：每个人最多四十分钟。然后还有下午。” 陆泽点了点头。 这个节奏算得上很紧凑，但完全符合他的预期。 在这个全华尔街都在为流动性窒息的十月，这些手握数千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和超级机构，正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焦虑之中。 几个月前，他们听信了华尔街投行的游说，以为自己在进行一场世纪大抄底，结果在花旗、美林、瑞银上被狠狠地割了一轮，账面浮亏高达几十亿美元。现在的他们，手里虽然还攥着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或者财政盈余，但董事会和国内议会的质询已经让他们成了惊弓之鸟。 即使都声称自己是“长期投资”，但他们也难免会存在一个心思，即把一部分资金托付给这位半年翻了不知道多少倍的市场传说，好让次年的年度财报看起来不那么像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陆泽需要严肃的管理他们的预期。 八点三十分，两名穿着深灰色定制西装的中东人推门走了进来。 带头的是ADIA的高级投资总监，一位在伦敦受过严格经济学训练的牛津毕业生。会谈几乎没有任何繁文缛节，对方直接切入了核心：ADIA希望在远日点的下一期全球宏观与困境债务基金中，拿到至少三到五亿美元的基础份额。 他们的诉求极其具体：不干预任何具体的投资决策，但要求在基金的投资委员会中保留一个无投票权的观察员席位，并且希望在涉及中东本土资产的处置上拥有优先跟投权。 陆泽听完，给出的答复干脆利落。 “份额可以预留。但我们不向任何LP开放投资委员会席位。” 陆泽甚至没有放下手里的铅笔，态度没什么商量的余地。 “我们的投资流程建立在投资团队能够独立、迅速并且保密地作出判断的基础之上。外部资本提供者直接参与这个过程，可能改变团队内部的讨论方式，并带来交易保密与利益冲突方面的风险。因此，我们对所有投资者采取同一原则：资本提供者有权监督其资本所承担的风险，但不直接参与投资决策。” 那位总监愣了一下，似乎有些不适应这种强硬的拒绝。但在权衡了十几秒后，他还是点了点头：“我们会重新评估条款，但原则上，我们依然希望保留认购的意向。” 九点零五分，阿布扎比的人离开。 九点十分，科威特人坐了下来。 十点十五分，新加坡GIC的团队准时出现在了门外。那位昨天表现得有些焦躁的陈先生，此刻坐在陆泽对面，神情已经恢复了一个职业投资官应有的冷静。 GIC开出的条件比中东人更加苛刻，但同时也更加专业。他们不仅带来了对远日点首期基金的认购承诺，还带来了一份关于亚洲主要市场美元流动性折价的内部研究简报。 陆泽花了一点时间和陈先生讨论了新加坡对亚洲离岸美元市场的判断。在这场对话中，他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点位预测，只是在几个关键的宏观指标上给出了自己的权重排序。 十点五十分。 连续送走三拨主权基金后，陆泽靠在沙发上，揉了揉有些发紧的眉心。初级助理进来撤换了冷掉的咖啡，陆泽吩咐他去买一瓶冰的可口可乐。 就在这时，伊莎贝拉快步走了进来，反手将套房的木门拉拢。 她的表情有些古怪，看起来是带着微小困惑的迟疑。 “怎么了？”陆泽随便猜测，“德州的人提前到了？” “不是德州。” 伊莎贝拉走到桌边，将手里那部一直在震动的黑莓手机递了过去，“刚刚通过一个很特殊的私人渠道转过来一条消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务主管直接联系了我。” 陆泽的动作停了一下。 他略微有点意外的抬起眼睛看着伊莎贝拉：“索罗斯？” “是的，乔治·索罗斯。” 伊莎贝拉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意外，“对方说，索罗斯先生目前人就在华盛顿，他希望能在这个上午，找个安静的地方和你见一面。喝杯咖啡，或者聊半个小时。” 陆泽的眉梢微微扬了扬。 这确实有点出乎他的意料。 在这个周末的华盛顿，不管是保尔森、欧洲那帮欠债的银行CEO、还是刚才排着队进来的主权财富基金，陆泽都能一眼看穿他们背后的诉求——无非是救市的政治博弈、交易头寸的谈判、或者迫切寻求资本避风港的资产配置。 但索罗斯？ 陆泽心里飞快地过了一遍这个老人的现状。 早在2001年，原先负责操盘的合伙人离开后，索罗斯就已经把那只曾经呼风唤雨的激进型量子基金，改造成了更加保守的、类似于捐赠基金模式的资产管理机构。 随后的大几年里，他把大部分资产都交给了外部投资经理去打理，自己则把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慈善、政治游说和他的哲学研究中。 直到2007年，因为嗅到了信贷危机的暴风雨，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才重新回到宏观决策的一线，进行防御性操盘。 他既不需要向陆泽索要救援，也不像中东人那样急着找地方安置几十亿的石油美元。 在这个所有人都忙得脚不沾地的周日早晨，这位曾经击垮过英格兰银行的金融大鳄，突然提出要见他？ 陆泽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十点五十五分。 “我们下午一点的列车回纽约。” 陆泽靠回椅背，神色很快恢复了平静，“后面还排着淡马锡和好几个退休基金和及大学的捐赠基金，” 伊莎贝拉有些迟疑：“这可是乔治·索罗斯。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其他人的会面协调顺延一下，或者——” “没必要。” 陆泽摆了摆手，语气很平稳，也没有任何轻慢。“他们是带着具体的商业条款来的，既然约好了时间，就没有临时爽约的道理。你回复对方，就说我很尊敬索罗斯先生，但今天上午的日程实在排满了。如果他在下周或者下个月回到曼哈顿，我很乐意找个合适的时间正式拜访。” 伊莎贝拉看了他一眼，确认陆泽不是在开玩笑。 “好吧。”她点了点头，在黑莓上飞快地打字，“我这就礼貌地回绝过去。” 陆泽重新把注意力拉回到桌面上那份耶鲁基金的尽职调查问卷上。 毫无疑问，索罗斯是一个值得尊重的行业长辈，也是一本他前世认真研读过的活教科书。但在现在，因为一个纯粹出于“好奇”的私人会面而改动一连串已经安排好的商业会面无疑是不妥当的。 德州教师退休基金的首席投资官准时走进了会议室。那是一场相当严谨的机构尽调，对方详细盘问了远日点在极值行情下的流动性回撤模型，陆泽调动了前世的风险管理经验，给出了一套让对方无可挑剔的应答。 会谈进行了三十五分钟，极其高效。 就在德州的团队刚刚起身告辞、耶鲁的代表还在门外整理材料的间隙，伊莎贝拉再次推门走了进来。 她的脸上有一种比刚才更深的古怪神情。 “对方回复了。” 伊莎贝拉站在桌前，看着陆泽，“回复的很快。” 陆泽挑了挑眉：“索罗斯的办公室？” “是他本人。” 伊莎贝拉吸了一口气，念出了黑莓屏幕上的简短邮件。 “索罗斯说，他非常理解你的日程紧张。他今天下午有一场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闭门专题讨论，大约傍晚六点左右结束。” 伊莎贝拉抬起头，看着陆泽的眼睛： “他说——“如果你今天下午不急着返回纽约，六点十五分，在海亚当斯酒店顶层的无门牌雪茄室，我请你喝一杯。不需要谈任何正式的商业议程，只是聊聊。”” 房间里安静了一下，陆泽靠在椅子里，有些意外地笑了一声。 “他甚至把自己的日程安排迁就到了最后。” 伊莎贝拉的神色难免有些惊诧，“一个七八十岁、身价几百亿的传奇，在被礼貌推脱了一次之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主动把时间推到了下午六点，还用了“如果你还没走”这种措辞。” 陆泽认真想了一下，却觉得这倒是符合这位老头子的风格。 一个极度自负、但同时又在智识上保持着近乎野蛮的求知欲的怪胎。 他从不介意在后辈面前展现出这种近乎低姿态的好奇，因为在他那套庞大的自我认知里，世俗的面子一文不值，搞清楚市场的真相才是一切。 一年多前为了弄明白次贷危机的核心机制，他同样可以放下身段，主动去约见比自己年轻得多的约翰·保尔森。 现在轮到陆泽了，索罗斯显然不想放弃这个在近距离观察这个“在2008年几乎没有犯过一次错误”的年轻人的机会。 “看来今天下午的火车是赶不上了。” 陆泽摇了摇头，对方如此给面子，他当然也要迁就一下。 他转过头，看着伊莎贝拉： “把回纽约的列车改签到今晚九点半，或者订明天的早班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