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十点十分，马萨诸塞大道上的车流已经稀疏。 陆泽从宇宙俱乐部的侧门出来，两名安保人员在前一步推开玻璃门。外面的冷风扑在脸上，将他被包厢里暖烘烘的空气熏得有点迟钝的大脑洗的清醒了一点。 一辆黑色的雪佛兰无声地开到台阶下方。安保拉开车门，陆泽矮身坐进后座。 车厢里很暖和，开着微弱的除雾暖风。伊莎贝拉坐在后排另一侧，膝盖上放着一台开着的笔记本，屏幕发出的冷白色荧光打在她的面颊和高挺的鼻梁上。 车门关闭，司机挂挡起步，车身平稳地滑入大道，向着西北方向的酒店开去。 伊莎贝拉抬头道：“快三个小时。” 陆泽把大衣最上面的两颗纽扣解开，整个人靠进椅背，吐出一口长气。“你在外面掐表了？” “司机都快在车里睡了一觉，我很难不看表。” 伊莎贝拉合上电脑屏幕，转过头看他，“你再不出来我都要怀疑对面是不是摔了杯子然后钻出几个人把你蒙脑袋带回国了。” 陆泽笑了一声，抬手按了按眼眶。“菜做得比纽约大部分中餐馆都要好。龙井虾仁的火候很地道，东坡肉也炖透了。” “听起来你过去两个多小时主要是在品鉴主厨的手艺。” “大部分时间确实是在吃饭。” 陆泽从车载冰箱里拿出一小瓶纯净水，拧开喝了一口，“剩下的时间，我们在讨论一些既改变不了现状、也不会马上被写入任何文件的宏观问题。” 伊莎贝拉静静地打量着他。车窗外的街灯一截一截地掠过车厢，在陆泽脸上投下明暗交替的阴影。他看起来有些疲惫，但似乎并没有受挫后的紧绷感。 伊莎贝拉明白了他的意思，“我本来以为，你们谈了快三个小时，至少会带出来一份写着具体额度的意向备忘录。比如，中投出资五亿或者十亿美元，作为远日点第一期旗舰基金的锚定LP。” “你想多了。” 陆泽把水瓶放回凹槽，“中投今年在黑石身上亏了差不多一半，在大摩的可转债上也浮亏严重。国内现在对他们把外汇储备投给华尔街机构的批评声很大。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哪怕他们有兴趣，也绝不可能在一个非正式的饭局上做出任何承诺。” “那他们管什么？” “管宏观定性，管政策边界。”陆泽说，“还有，看看我到底是不是纽约报纸上写的那种只认钱的疯子。” 伊莎贝拉挑了挑眉毛。“结果呢？” “结果是我告诉他们，我不但不是疯子，而且我很赞成他们不把自己的银行体系全盘托付给华尔街发明的那些金融衍生品。” 陆泽从西装内袋里摸出那张白底黑字的名片递了过去。 伊莎贝拉接过来，借着车顶昏暗的阅读灯看了一眼。名片很朴素，上面只有职务、名字和一个位于北京成方街三十二号的办公电话，她收在公文包里。 伊莎贝拉沉思了片刻。“华尔街现在所有有野心的基金经理都在盯着中国。高盛合伙人每个月都要飞一趟北京，大摩在那里建立了全资或者合资的投行团队。 甚至于桥水的瑞·达利欧，我听雷曼以前做宏观配置的同事说过，达利欧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往北京跑，甚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把他十一岁的亲儿子送到北京的公立学校去寄宿了一年。” 她看着陆泽：“很多人觉得，要在那个市场拿到真正的特权，就必须走达利欧的路子——花二十年去证明自己的诚意，建立一套超越商业周期的私人友谊。我以为你今晚也是打算往那个方向迈出第一步。” 陆泽侧过头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建筑剪影。那是华盛顿特有的联邦新古典主义风格，厚重的白色花岗岩立柱在夜色中显得冰冷而森严。 “很多人的看法大体上没错，而且达利欧做得最聪明，也很有毅力。” 陆泽评价道，“在二十年前，当整个西方金融界还把那片土地当成铁幕后方的落后农业国时，他就看到了那里的储蓄率和工业潜力。但问题在于，我没有多余的二十年去证明自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也没有一个可以送到北京胡同当质子的儿子。” 伊莎贝拉愣了一下，随即噗嗤笑了一声。 他转回头，看着伊莎贝拉：“更关键的是，达利欧那套玩法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关系是一种无法在资产负债表上精确计量、也根本无法设定退出机制的资产。” “怎么说？” “在成熟的市场里，你买入一只股票，或者签订一份衍生品合约，哪怕亏损了，或者遭遇了黑天鹅，规则是写在纸面上的。你可以止损，可以破产清算，可以通过法院把抵押品拍卖掉。你知道自己的风险边界在哪里。” 陆泽摇了摇头，“但如果你把核心资产建立在与某个特定权力体系的私人交情上，你就必须承担这套交情背后所有的隐性成本。有一个问题是，当你投入了足够多的时间、声誉，甚至把家庭和机构的信誉都绑在那条线上，等到环境恶化的那一天，你根本不可能按下一个按钮，把那份“友谊”以公允价值抛售出去。” 伊莎贝拉推了一下眼镜，眼中闪过一丝若有所思的神采。“听起来像是被套住了。” 陆泽笑了笑。“这样说可不一定准确，其实我跟瑞没有意见分歧。他愿意在中国做长线，并且可能会取得不错的回报。但你知道，我一向缺乏耐心。” 伊莎贝拉也笑了，“这听起来可不像价值投资者。” “不过说真的，”伊莎贝拉把名片收进公文包，“你到底怎么看中国？我们最近收到的几份全球资产配置报告，几乎都把中国列为未来十年最重要的增长市场。” “我同意。” “这么干脆？” “中国有那么多人口，储蓄率高，工业化和城市化都还远没结束。只要不出太大的问题，未来十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我一点也不奇怪。” 陆泽喝了口水，接着说道： “但我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和我愿意拿多少钱去买中国股票，是两回事。” “你不喜欢A股？” “去年上证指数涨到六千多点的时候，华尔街那些分析师恨不得把中国未来二十年的GDP全折现进去。十三亿人口，消费升级，工业化，城市化，随便挑几个词，就能给一家银行或者钢铁公司算出天价。” 陆泽笑了笑。 “今年跌成这样，他们又开始说这是几十年一遇的买入机会。好像指数跌了六成，中国未来的增长就突然全归股东所有了。” 伊莎贝拉也笑了。 “你对这些报告的意见似乎不小。” “我只是觉得，他们把一件事搞混了。中国未来十年可能创造出惊人的财富，但这些财富有多少能落到普通投资者手里？” 陆泽把水瓶放回扶手箱。 “土地升值，地方政府能分一大块；信贷扩张，有人能拿到便宜的钱；某些行业靠牌照和项目准入赚钱，外人连门都进不去。等到一家企业终于上市，公开市场上的投资者倒是人人有份了，可真正好赚的那部分，说不定早就被分掉了。” “而且，能够分到多少还得看谁控制公司。”伊莎贝拉接过话，“更不用说外部资金的进出。即使账面上赚了钱，也未必能按你想要的时间、想要的方式退出。” “所以我不会傻到把中国GDP增长率直接当成投资收益率。” “听起来，你准备错过不少机会。” “当然会错过。”陆泽毫不在意，“但我又不需要赚走中国经济增长创造的每一美元。” 伊莎贝拉看了他一眼。 “你总不会打算完全不碰中国。” “那倒不至于。有些生意还是很值得做的。尤其是互联网。” “这一块我倒不担心。” 伊莎贝拉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 中国已有一批互联网企业采用境外融资架构，接受美元投资，未来也可以选择（或者已经）在香港或美国上市。对远日点而言，这类交易并不需要先在中国建立庞大的本地业务。真正需要费心的是挑选公司、谈妥股权，以及确定退出价格。 她想了想，忽然笑了。 “这么说，今晚那顿饭是为了另一部分？” 陆泽也笑了。 “我就知道你会想到。” “那些搬不走的东西？” “比如房地产。” 陆泽说：“美国银行现在缺钱，接下来一两年，谁知道它们会拿出多少海外资产来卖。摩根士丹利在中国有项目，其他几家也有。如果总部急着补资本，上海的一栋写字楼对他们来说，未必比几亿美元现金更重要。” “尤其是买家愿意一次付清的时候。”伊莎贝拉说。 “没错。我们有现金，也有能力安排融资。只要折价足够大，我很愿意替它们解决这个麻烦。” “但房地产跟互联网不一样。” “当然。即使买的是境外控股公司的股权，楼还在上海。土地、税务、资金交割、实际控制权变更，该办的手续一样不能乱来。” “所以你今晚吃这顿饭是为了这个？” “我需要他们知道我是谁，也知道远日点打算做什么。” 陆泽耸了耸肩。 “他们只要有我和远日点是“守规矩”的印象就行，以后真有交易，正常按规定办就行。我只希望碰到问题的时候，有地方能够沟通，别让一笔本来能做成的生意莫名其妙卡上半年。” 伊莎贝拉轻轻点头。 车子驶过一个路口，前方的信号灯由红转绿。 她看着窗外，忽然又想到什么。 “不过陆，互联网公司还好说。那些写字楼可是钢筋水泥，卖不掉就真的卖不掉了。” “所以买的时候得足够便宜。” “光便宜恐怕不够。”伊莎贝拉笑着问，“万一哪天政策变了，或者外汇管制收紧，你的几十亿美元被困在上海出不来怎么办？” 陆泽转过头。 “谁说我要用我的美元了？” 伊莎贝拉看着他，随即明白过来。 “远日点。” “否则我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请弗莱明来搭建这个平台？” 陆泽拿起水瓶，又喝了一口。 “中东那些主权基金有的是钱，而且愿意持有十年、十五年的资产。保险公司、养老金也是一样。我们替他们找项目、谈价格、做重组，赚了钱大家分。要是出了一些麻烦...实在不可抗力，那也没办法嘛。” “你倒是把账算得很清楚。” “做基金经理，总不能连谁出钱都搞不清楚。” 伊莎贝拉笑了笑，又想到另一层。 “而且如果项目背后站着卡塔尔、阿布扎比，再加上几家新加坡或者欧美的机构，真碰到麻烦，事情的分量也不一样了。” 陆泽没有接话，只是看着她笑。 “我就知道。”伊莎贝拉摇摇头，“你连投资者的国籍都算进去了。” “既然准备收管理费，总得替他们考虑周全。” “真体贴。” “谢谢。”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