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舍宫，节日大厅。 尼古拉·萨科齐站在一扇落地窗前，等着技术人员把最后的灯光调好。 隔着大约十五米的地方，几十台摄像机已经架好了，各国通讯社的记者挤在那片被绳子隔出来的区域里，麦克风上贴着法国电视一台、二台、BBC、彭博、CNN的台标。这是一场对全国、也对全欧洲直播的电视讲话。 萨科齐低头看了一眼手里那份稿子，然后把它折起来，塞进了西装内侧的口袋。一个优秀的演讲者不需要稿子。 “总统先生，还有八分钟。”幕僚长在他身后低声说。 萨科齐点了点头，没有回头。 他在想另一个事情，法国现在是欧盟的轮值主席国。这个位置他等了很久。轮值主席国这个头衔在平常年份里没什么用——半年一换，走个流程，开几场部长级会议，签几份没人看的联合声明。 但在这样的年份里，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大西洋对面正在发生的这场崩塌，是三十年、也许是七十年一遇的。雷曼死了，美林卖身，AIG被国有化，连美国国会都在自己家门口否决了自家的救助法案。整个盎格鲁-撒克逊的金融秩序，正在所有人的眼前碎成一地。 而这种时刻，是重新划线的时刻。 一套旧的秩序倒下，新的规则会由那些在废墟上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人来定。萨科齐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他不打算把这个机会让给英国人的布朗，也不打算让给德国那个凡事都要“再考虑考虑“的默克尔。 他要做的，是让整个欧洲，以及整个世界，在回顾这场危机的时候，记住是法国、是他尼古拉·萨科齐，第一个站出来，为这场混乱定了性、指了路。 “总统先生。” 一个声音从他侧后方传来。是让-皮埃尔，他手下负责经济和财政事务的那位技术型顾问。这个人在法国财政部干了二十年，说话总是带着一种财政部特有的、小心翼翼的精确。 “说。” “关于讲话稿里的第二部分。”让-皮埃尔的语气有些迟疑，“就是关于场外衍生品和银行体系那一段。” 萨科齐转过身来。“怎么了？” “我今天下午收到了法兰西银行那边的一份技术层面的通报。”让-皮埃尔说，“还有法巴那边的一些内部沟通信息。” “说下去。” “情况和几天前不太一样了。” 让-皮埃尔斟酌着措辞，“几天前，那几家银行确实对结算金额提出了异议，主张市场中断、价格失真。但这几天交易所恢复交易之后，油价从三十七美元回到了五十多，其他商品也反弹了一截。” “所以呢？” “所以银行那边的态度变了。” 让-皮埃尔顿了顿，“据我们了解，法巴今天下午已经决定撤回之前的估值异议，主动提出按现价结算，尽快完成交割。他们的意思是——现在的价格对他们更有利，而且他们不想在这件事上打跨境官司，损害自己在场外衍生品市场上的声誉。” 萨科齐没有说话。 “还有一点，总统先生。” 让-皮埃尔把最要紧的那句说了出来，“法巴这笔亏损虽然不小，十亿欧元的量级，但他们完全扛得住。他们的资本充足率是健康的，他们不需要政府的任何支持，也没有提出任何这方面的要求。” 会场那边传来一阵调试麦克风的杂音。 让-皮埃尔看着总统的侧脸，他知道法巴那边并不想这件事再掀起什么波澜。 “我的意思是，从技术层面看，这件事恐怕很难被描述成一次对我们银行体系的“系统性攻击”。它更接近于……几家银行卖出了看跌期权，收了期权费，然后赌错了油价的方向。现在他们认赔，也赔得起。” “他们自己想低调把这件事处理掉。” 安静了几秒钟。 萨科齐看着他这位技术顾问的脸——那是一张典型的财政部官员的脸，认真、精确、忠于事实。 不过这个人根本没明白今天这场讲话是干什么的。 “让-皮埃尔。”萨科齐开口了，语气甚至是温和的，“你说的这些，我知道。” 顾问愣了一下。 “我知道法巴赔得起。我也知道他们的人正在跟纽约那边谈怎么把账结掉。” 萨科齐说，“这些东西，法兰西银行的通报我看过了。” “那……” “那你觉得我今天站在这里，是要向全法国的观众解释，我们的银行卖了看跌期权、赌错了油价、亏了几十亿、但没关系他们赔得起吗？” 让-皮埃尔没有回答。 “你想想那个画面。” 萨科齐说，“电视机前面坐着的人，是这个月刚被裁员的工人，是账上的养老金缩水了三分之一的退休教师，是看着自己的储蓄在报纸头条里一天天变少、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普通人。” “他们不关心什么看跌期权。他们只想知道一件事——我的钱怎么了，谁害的，接下来会怎样。” “如果我告诉他们，是我们自己的银行家太贪心、赌错了方向。”萨科齐的手在空中做了一个极小的动作，“你猜他们下一句会问什么？” “他们会问：那你们这些人，这几年都在干什么？监管在哪里？政府在哪里？为什么要签这个合同？” 让-皮埃尔明白了。 这个真相，把责任的箭头指向了法国自己——指向法国的银行、法国的监管、以及坐在爱丽舍宫里的这位总统。 “而如果我告诉他们，” 萨科齐继续说，“这场灾难来自大西洋的另一边。是那套放任的、贪婪的、把金融变成赌场的美国模式，先用有毒的证券化产品毒害了全世界的银行；而现在，那些美国的投机资本，又在利用不受任何监管的场外衍生品，攻击我们的金融体系。” “那么，箭头就转过去了。” “而我，”他指了指自己，“就不再是那个需要解释监管为什么失灵的人。我成了那个站出来保护他们的人。” 让-皮埃尔沉默着。 他不能说总统这番话是错的。从纯粹的政治技术层面，这套逻辑无懈可击。但他作为一个在财政部待了二十年的技术官员，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舒服。 “可是，总统先生，”他还是试了一次，“如果媒体去查证，如果他们发现银行那边其实已经在务实地结算了、而且赔得起——” “他们查不出什么。” 萨科齐说，“银行不会公开说自己贪心赌输了，那等于自己承认无能。他们只会说“我们正在按市场规则处理相关事宜”。” “而且，”萨科齐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几不可察的兴味，“让-皮埃尔，你以为我今天讲这些，只是为了解释这场危机？” 顾问抬起头。 “次贷是他们搞出来的。这一点没人能反驳。”萨科齐说，“所以现在，全欧洲的人都愿意相信，问题的根源在大西洋对面。这是一块已经被点着的干草堆。我只需要往上面吹一口气。” “而这口气吹起来之后，我可以推动什么？” 他伸出手指，一根一根地数。 “欧盟层面的统一金融监管。对场外衍生品的强制登记和清算。对评级机构的约束。还有——” 他停顿了一下。 “一场重新讨论全球金融规则的国际会议。由欧洲发起，由法国主持。” 让-皮埃尔在这一瞬间彻底明白了。 总统今天要讲的，从来不是那笔衍生品的账。那笔账只是一个引子，一个靶子，一块用来点火的引柴。总统真正要的，是借这场危机，把他自己、把法国，摆到“重建全球金融秩序“这件事的中心位置上去。 而那些他“保护“的银行，只是这场表演里被随手拿来用的道具。 “总统先生，还有两分钟。”幕僚长在旁边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