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高天，三十四岁，短视频平台粉丝七十二万。账号名字叫“高老师说工”，头像是一本翻开的《劳动法》，简介写着“专注揭露黑中介骗局，已帮助三万多名工友避坑”。他的视频风格是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穿着白衬衫，面前摆着一杯茶和一本厚厚的工作笔记，说话慢条斯理，像一个大学老师在讲课。 他讲的套路确实有用。体检费、保证金、劳务合同、七天试用期、日结抽水、工资扣押——他把这些骗局的每个环节拆解得清清楚楚，还配上真实的收据和合同照片，比老魏更细致，比孟勇更专业。他甚至在直播间里现场连线，帮工友们分析他们手里的合同，指出哪一条是坑，哪一条是无效的，该怎么维权。连麦的人经常说着说着就哭了，他就递纸巾，语气温和地安抚：“不哭，慢慢说，我在听。” 他的评论区清一色好评：“高老师是真正的良心”“比那些只会拍门头的强多了”“我按高老师的方法要回了押金”。他从不接广告，也从不带货，只在直播间偶尔提一句“如果大家觉得有用，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他的粉丝粘性很高，有一批铁粉自发组成了“高老师护卫队”，专门在评论区帮他维持秩序，反驳质疑者。 质疑者很少，但不是没有。 有人问过他：“高老师，你说你帮工友维权，那你靠什么吃饭？”他回答说：“我有积蓄，也有一些公益机构的支持。我做这个是公益性质，不图钱。”问的人就不再问了。没有人追问“公益机构”是哪家，也没有人查他的积蓄从哪来。 他没有提过的是，他名下有一家人力资源公司，注册资金五百万，办公地点在开发区财富大厦十二楼，名字叫“天诚人才服务有限公司”。公司做的是“劳务派遣”和“人事外包”，客户包括六家电子厂、三家物流园和两家物业公司。他的公司从每名派遣员工身上每月抽取管理费三百到八百不等。这些员工里，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在直播间里“劝退”的那些黑中介的受害者——他们被小中介骗过之后，不再相信小中介，但相信“高老师”，于是通过“高老师”介绍进了厂。 他不知道这些厂是黑是白吗？他知道。他比谁都清楚。其中一家电子厂就是彩蛋五里那个“干不满工期”的宏达电子——产量标准每天涨，干不满七天没工资，调去干杂活一小时八块。他的公司跟宏达电子签了正式的合**议，每月输送五十到八十名工人，每名工人他收三百块的“管理费”。工人不知道这三百块的存在，因为厂里跟他们说的是“工资按小时计算”，他们拿到的工资条上只写着应发金额和实发金额，中间的差价被解释为“社保代扣”和“个税”。但很多人连社保卡都没见过。 他也不只做宏达电子。他还做那家广告牌上的“XX科技”——就是那家冒用世界五百强名义、在高速路口立广告牌招工的公司。他帮他们招操作工，每名工人收四百。他知道那家公司根本没有自己的工厂，只是把工人转手卖给更小的作坊，中间再扒一层皮。但他不在乎，因为他只负责招人，不负责后面的环节。 他从来不提这些。 在他的视频里，他只揭露那些小中介。“诚信人力”“好运来劳务”“兄弟信息咨询”——就是孟勇拍的那些。他把它们作为反面案例，分析它们的套路，告诉工友们“这种路边小店千万不能去”。他的分析很透彻，因为他太懂了——他自己就是从那种小店起家的。十年前，他也在那条街上开过中介，招牌叫“天诚信息咨询”，跟刘姓周隔着两家店。他收过体检费、保证金、工服押金，写过“七天内离职无工资”的合同，往黑厂送过人。后来他做大了，搬进了写字楼，注册了公司，换了白衬衫，成了“高老师”。那些小门店的伎俩，他玩剩下的。 他为什么只揭露小门店？ 因为大门店是他的同行，甚至是他的上家。他得罪不起，也不想得罪。有些大门店跟他有业务往来，比如那家叫“华夏人力”的，他从他们那里接过订单，帮他们招人，拿返费。有些大门店是他的竞争对手，但他不会去动他们，因为大门店的背后是律师、是关系、是劳动局的备案——你动他们，他们动你。他不想被查，不想上热搜，不想让自己的公司被翻出来。 所以他的视频里永远只有一个靶子：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没有法律顾问的小门店。他打它们，安全，轻松，流量还好。 他不觉得自己虚伪。他觉得自己在做平衡——一方面帮工友避坑，一方面做自己的生意，两者不冲突。他甚至认为自己的生意也是在帮工友——如果不是他帮他们介绍工作，他们可能又要被那些小门店骗。至于他介绍的工作是不是坑，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他的粉丝不知道这些。他的铁粉“高老师护卫队”更不知道。他们在评论区里高喊“高老师为民除害”“高老师是我们打工人的救星”，他从不回应这些溢美之词，只是淡淡一笑，说一句“大家别这么说，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有一次，他在直播间里连麦了一个女孩。女孩说她在一家电子厂干了两个月，被扣了三千多块钱，不知道怎么办。他让她把合同和工资条发给他看。他看了之后，告诉她这个厂有问题，合同不正规，建议她去劳动监察投诉。女孩说谢谢高老师。他说不客气，然后随口问了一句：“你是怎么进这个厂的？”女孩说：“是通过一个中介介绍的，那个中介叫天诚人才。”他的手指在鼠标上停了一秒。然后他说：“天诚？我没听说过。你接着说。” 他当然听说过。天诚，就是他自己的公司。他太知道了。那个女孩就是他公司送去那家厂的。他当时没有说话，只是把话题岔开了。下了直播以后，他给公司的业务经理打了个电话，问那个厂最近有没有扣工人的钱。业务经理说有，上个月扣了十几个人的全勤奖，因为生产线停产，工人没活干，厂里说工人“缺勤”。他说这事你赶紧处理，把钱退了。业务经理说退不了，厂里不认。他说那咱们自己退，从管理费里出。业务经理问为什么，他说你别问为什么，去做。 他自掏腰包赔了那十几个人的全勤奖，每人两百多，总共三千多块。他用的是个人的微信转账，没有走公司账。他不是良心发现，是怕那个女孩再找他，怕她发现自己就是那个中介。如果事情闹大了，他的账号就废了。 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说过一句话，跟刘一刀差不多的话：“这行你没法干干净净地做，但你可以做得比别人干净一点。”他觉得自己确实比别人干净一点——他不直接收工人的钱，他只收厂里的管理费；他不克扣工资，他只从中抽取约定的比例；他不让工人签空白合同，他让工人签的是正式打印的、有条款的合同，虽然那些条款也不怎么公平。他用这些“干净一点”来安慰自己，让自己觉得不是在骗人，是在“提供服务”。 但老张死了。小何还在流浪。李斌撕了传单。那个被父母抛弃的人打了最后一通电话。这些人都跟他没有直接关系，但他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从他的同行手里，从他的上家手里，从他的下家手里。他们像水一样，从这条产业链的上游流到下游，每一层都要扒一层皮，扒到他们见骨。 他不再想这些了。他关掉电脑，把白衬衫挂好，躺到床上。明天他还要录一期视频，主题是“如何识别劳务合同中的陷阱”。他会讲到“不存在劳动关系”条款，会讲到“连续三日不达标可辞退”，会讲到“甲方所在地法院”。他讲得很好，很专业，比他公司里的合同写得好。 因为那些条款，他的公司也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