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初。 列宁格勒州，红村以南，某摩托化步兵团驻防营区。 雪是从三天前开始下大的。 起初只是贴着冻硬的地皮打卷的干雪沫，到了昨夜，便突然变成了漫天的鹅毛大雪。 气温骤降到了零下二十度以下，铅灰色的云层压得极低，仿佛要将整个营区、连同远处光秃秃的白桦林一起给压进这片无边无际的冻土里。 团部二楼尽头的走廊里，回荡着沉重而迟缓的军靴踏雪声。 少校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莫罗佐夫在自己办公室门前停下脚步。 他抬手扯了扯粗呢军大衣的领口，嘴中的热气刚呼出便在眉毛和下巴那圈坚硬的短胡茬上凝成了细密的白霜。 门没有锁，也用不着锁。营房里的铸铁暖气片早就凉透了，管道里发出一阵阵空洞而干瘪的“咔哒”声——锅炉房的重油配给在上周就见底了，管后勤的准尉每天只能靠劈营区外围的木质防雪栅栏勉强烧两个小时，喷出来的温吞水连二楼的弯管都冲不过来。 “вюь！（妈的！），连取暖油都能断。” 莫罗佐夫低声骂了一句，伸手摸了摸墙边冰冷的暖气片，又忍不住嘟囔道：“等把人都冻死了，看莫斯科还让谁替他们站岗。” 他推门走进去，屋里弥漫着一股廉价马霍卡劣质烟草的气味。 办公桌上放着半杯已经结了一层薄冰的隔夜红茶，旁边是一叠厚厚的待批报表。 最上面是一份军属安置登记表。 “又是安置……” 莫罗佐夫拿起那份表格，随手翻了两页，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眉头越皱越紧。 “房子都没有，拿什么安置？把他们全塞进我的办公室吗？” 两个月前，随着波罗的海三国相继独立，他们作为一批提前从当地调回俄罗斯本土的部队，仓促被塞进了这座甚至连顶棚还没彻底修缮好的二战时期旧营区。（1991年9月6日，苏联正式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随后驻当地苏军逐步撤离，直到1994年才基本完成撤军。） 营房里没有多余的家属宿舍，团部只能把废弃的士兵通铺用木板和塑料布隔开，一个开间塞进三四个军官家庭。 莫罗佐夫拉开嘎吱作响的木椅坐下，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购物券，放在手心里抚平。 那是属于他的上尉副营长今天清晨塞给他的。 “少校同志，排不上。”副营长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在他脑海里晃动，“区合作社门口排了四百多人，面包车开过来的时候，连车门都没拉开，伏特加和黑麦粉就被抢空了……莫斯科印的这批新券，店里根本不收，他们只要美元，或者西德马克。” 莫罗佐夫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冰冷的空气刺得肺叶一阵生疼。 部队已经整整三个月没有发全军饷了。 九月政变失败后，莫斯科的红星彻底失了颜色。 最高苏维埃、国防部、各加盟共和国联络处……上面的电报一天能换三个调子。 今天命令他们“原地待命严守战备”，明天又发来指示要求“压缩编制准备退役”，到了后天，负责物资调拨的总后勤部干脆换了一个从未听过的清算委员会公章。 谁都在下命令，却谁都管不了他们这支被扔在风雪里的队伍。 “咳咳……咳……” 隔壁那堵薄薄的预制板墙外，传来一阵微弱而剧烈的儿童呛咳声。 莫罗佐夫听着隔壁传来的咳嗽声，搭在桌面上的手慢慢收紧。 那是他六岁的儿子安德烈。孩子从立陶宛撤出来的路上受了风寒，高烧断断续续拖了半个月，最后转成了支气管炎。 随军医官手里除了两板过期的阿司匹林，连一瓶儿童退烧糖浆都拿不出来。 昨天夜里，妻子伊莲娜坐在行军床边，用那件已经洗得褪色的旧军毯裹着滚烫的孩子，眼泪无声地往下掉。 她没有抱怨莫罗佐夫，但那种压抑到极致的绝望，比指责更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刮着他的胸口。 他是少校，是胸前挂着红旗勋章的少校，是在阿富汗潘杰希尔峡谷带过侦察连的特种作战军官。 在战场上，他能带着弟兄们顶着冷枪和迫击炮往前冲，但在这个冻结的冬天，他甚至弄不来一盒阿莫西林，弄不来五升可以让屋子暖和几个钟头的取暖柴油。 “少校同志。” 门口突然传来一声短促的叩击声。 莫罗佐夫收敛心神，睁开眼：“进来。” 值班哨兵推开门，神色有些古怪，侧身让开通道：“有位客人找您。他拿的是列宁格勒卫戍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还有……这个。” 哨兵把一张折起来的公文纸递了过来。 纸页上盖着列宁格勒友协的一枚蓝色旧公章，下面附着一行潦草的俄文亲笔手迹，落款是一个莫罗佐夫依稀有印象的旧名字——科兹洛夫。 那是当年负责对外联络的老官僚，八十年代末曾在波罗的海防区经办过几次与西方贸易团体的接待任务。 莫罗佐夫眉头微皱：“让他进来。” 门帘掀开，一股伴随着室外严寒的风雪灌了进来。 走进来的是一个身形微胖、穿着剪裁极为考究的深灰色芬兰产毛料大衣的中年男人。 男人头上戴着一顶水貂皮帽，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脚下的皮靴擦得一尘不染，没有沾染半点营区里泥泞的冻雪。 与这间四处漏风、弥漫着贫穷与霉味的营房相比，他整个人就像是从已经实现GC主义的世界中走出来的造物。 “莫罗佐夫少校，久仰了。”男人摘下手套，露出一枚纯金戒指，客气地伸出手，“叫我格里高利就好。” 莫罗佐夫没有伸手，只是冷冷地看着他：“卫戍司令部的通行条，科兹洛夫的旧章。你不是军人，也不是莫斯科派来的特派员。找我做什么？” 格里高利丝毫没有感到尴尬，自顾自地拉开对面的椅子坐下，顺手将皮手套放在结着薄冰的茶几上。 “我代表一些……比莫斯科更有支付能力的朋友。”格里高利微微一笑，压低了嗓音，“不过，我想我们还是先聊一聊您吧。” “莫罗佐夫少校，阿富汗老兵，第45近卫特种独立团的前营长。两个月前从波罗的海沿岸撤回，目前带着这批被国防部遗忘的精锐在此休整，或者说——在此等死。” 莫罗佐夫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注意你的措辞，平民。” 他看着面前这个出言不逊的陌生人，显然对刚才那番话相当不满。 “如果是平民对军官的不敬，少校尽可以拔出托卡列夫手枪把我枪毙。”格里高利神色平静，甚至带着几分怜悯，“但枪毙我之后呢？您儿子的肺炎会因此好转吗？锅炉房能烧出热水吗？” “下个月，你们在莫斯科的番号被取消之后，两百名撤回来的官兵家属，准备怎么活过这一月份的大冻？” 莫罗佐夫看了他一眼，神情终于有了些变化。 这个陌生人竟然连安德烈的病情都知道。 格里高利没有给他停顿思考的时间，他拉开大衣内侧的拉链，从里面取出一个沉甸甸的牛皮纸信封，直接放在了冰冷的桌面上。 信封没有封口，露出里面厚厚一沓绿色的百元美钞。 那是崭新的富兰克林头像。 “这里是一万美元。”格里高利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按在信封上，“给您和您信得过的骨干军官。” “不需要去银行兑换，在列宁格勒的任何一家黑市，或者芬兰人开的外汇商店，这叠纸都能直接换来白面包、牛肉罐头、全脂奶粉，以及三箱最纯正的波兰伏特加。” 莫罗佐夫看着那沓绿色的钞票，呼吸粗重了一丝，但眼神很快又恢复了军人的冷硬。 “收起你的钱。如果我是个能被几千美元买通的叛徒，八九年在立陶宛的时候，英国人和瑞典人早就给我开过支票了。” “我知道您不贪钱，莫罗佐夫少校。” 格里高利的笑容收敛了起来，眼神变得极其认真。 “钱只是定金，是用来证明信用的微不足道的东西。我的雇主知道您需要什么，所以——请听完真正的条件。” 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印刷精美、带有蓝白相间标识的折页与规划图纸，推到了莫罗佐夫面前。 “这里是圣彼得堡港区，在古图耶夫岛南侧。” 格里高利指着图纸上那片紧邻深水泊位的区域。 “那里正在扩建一座远东资本投资的现代保税仓储物流中心。在物流园区的北侧边缘，已经圈划了一片低密度职工居住区。” “红砖结构的四层公寓楼，双层夹胶保暖玻璃，全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独立燃气集中供暖。” 莫罗佐夫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图纸上。 “那是给谁的？” “给你们。”格里高利缓缓说道，“每一个愿意跟着您离开这片烂泥塘的军官和士官，每家一套独立公寓。” “请不要把那边的公寓想象成这里的军营，少校同志。”格里高利指了指图纸上的建筑，“那是正儿八经的住宅，每户都有独立的卫生间、燃气灶台，热水全天供应。您和您的部下都可以带着妻子孩子，舒舒服服地住进去。” 莫罗佐夫的嘴唇微微颤抖了一下。 “不仅如此。”格里高利翻开折页的下一页，上面印着一座整洁现代的白色建筑，“这是市立第十五医院。你们在列宁格勒应该听过这个名字。” “去年四月起，这家医院就接入了一家日本财团的直属外汇医药供应链。有最先进的西德进口抗生素、日本的退烧药与呼吸机，都将会优先配给给园区职工和特约家属。” “您儿子的肺炎，只要今天下午送进去，明天早晨就能用上最好的进口头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