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石的信，七天后有了回音。 不是回信，是人。 枣县离京九百里，来的是阿石手下一个跑腿的伙计，二十出头，风尘仆仆，进门时嘴唇都冻乌了。 “赵先生。“伙计从怀里掏出一卷纸，“阿石爷让我送来的。“ 纸上记的是阿石这一个多月，沿着官道记的东西。 哪一天，哪个村子，看见多少人往南走。 日子一天天排下来，人数一天天多起来。 最早的记录是四十天前：官道上看见七八个人，背着包袱，说是雍州那边闹热病。 最新的一条是三天前：枣县城外，一天过路逃难的，数了一百七十多人。有赶牛车的，有挑担子的，更多的是空着手——没什么可带得了的。 纸的末尾，是阿石自己写的一行话： “先生，人往南走，是活路。可人走得多了，病就跟着人走。“ 赵闲把这张纸铺在案上，看了很久。 “阿豆。“ “在。“ “你说，一封信从雍州到京里，要走几天。“ 阿豆算了算。“驿马快，六天。民间托商队带，十天半月不等。“ “人呢。“ “人……“阿豆想了想，“逃难的人一天走四五十里，走到京里，二十多天。“ “疫呢。“ 堂里静了。 赵闲替他说完：“一个人染了疫，路上走五天发病。发病的人混在逃难的人里，一路上，井、粥棚、车马店，他碰过的地方，别人还要碰。“ “这么说，“阿豆慢慢地说，“疫比信快，也快过人？“ “疫最快。“赵闲说，“它不用腿。“ 周长顺端着铜壶过来，听见了后半截。 “那怎么办。“他说，“驿马是官家的，说不上话。商队更别提，人家躲还躲不及。“ “驿马说不上话。“赵闲说，“可是信鸽呢。“ 堂里三个人都看着他。 “城里有三家养鸽子的。“赵闲说，“一种是养着玩的，一种是赌楼里传信用的，还有一种，是粮行用来报各地粮价的。“ “粮行！“阿豆眼睛一亮。 “粮行的鸽子，天天在官道上飞。“赵闲说，“粮价一天不报，粮行亏钱。所以他们的鸽子，比驿马勤快，比商队守信。“ “可粮行报的是粮价，不报病。“ “从今天起报。“赵闲说，“我去找粮行的东家谈。他在咱们堂里治过腿，价钱好商量。“ 周长顺笑了。“你这是要给鸽子派官差。“ “鸽子不领饷。“赵闲说，“撒把豆子就行。“ 三天后，京里的粮行多了一桩新买卖。 雍州、原州、宁州、朔州四个北地州府的粮行分号，每天除了报粮价，还要报一条：本地街面上，咳嗽发热的人多不多，棺材铺忙不忙。 头三天的回报都很平静。 第四天，雍州的回报来了。 粮价的下面添了一行小字：棺材铺加价三成，白麻脱销。 赵闲拿着这张纸，走到窗前。 窗外又下雪了。 “阿豆。“ “在。“ “备两匹马。“赵闲说，“四天之内，人要动身。“ “咱们去哪儿。“ “雍州。“ 阿豆站住了。 他跟着师父这几年，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京郊。他知道师父这大半年一直在拆名字、拆匾、拆庙，拆的都是别人搭起来的东西。可北上疫地，是另一回事。 “师父。“他说，“堂里呢。“ “周长顺守着。“赵闲说，“看不了的病，让他记下来，等我回来。“ “那……我们到了雍州，谁接应。“ “阿石在枣县，让他先走一步，到雍州地界等我们。“赵闲说，“木生在毁板，一时回不来。陈九在东边，太远。“ “那就咱们两个。“ “就咱们两个。“ 赵闲说完，转身回案后，开始写东西。 他写得很慢，一样一样地写。 煮水的锅，要大的，三口。 石灰，两百斤。 盐，越多越好。 粗布，做隔衣的手套。 棉衣，四套——两套路上穿，两套给疫里的人。 写到一半，他停下来，抬起头。 “阿豆，还有一样。“ “什么。“ “针。“赵闲说，“把你的针囊带上。“ “师父，热病用针？“ “热病不归针管。“赵闲说，“可疫里头，最怕的不是热病。“ “是什么。“ “是乱。“赵闲说，“人一乱，什么病都来了。踩伤的，冻坏的，急出心病的。“ “针管的病不挑时候。“ 阿豆去里屋取针囊。 取出来，他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 囊是旧的，磨得发亮。他自己那枚针的接痕，还在中间。 他把针囊小心地系在腰上，走出来的时候，周长顺正把一碗水放在案上。 还是那碗水。 “你们要走了。“周长顺说。 “走了。“赵闲说。 “堂里这碗水，“周长顺说，“我每天给你们换一碗。等你们回来，它还是温的。“ 赵闲看了那碗水一眼。 “好。“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