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进了成年监狱后，发现这里与少管所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少管所里大多是半大孩子，吵吵闹闹，手段都上不了台面； 可这里关着的，有混迹江湖多年的惯偷，有手上沾了血的抢劫犯，有走南闯北的贩子，个个都是老油子，作案的路子、躲警察的手段，一套比一套精。 张君进去之后，照旧摆出低调本分的样子，干活抢在前头，见了老犯人主动递烟跑腿，从不跟人起争执，暗地里却在筛选值得结交的人。 他很快搭上了一个姓王的犯人。 那人是云南人，因为非法贩卖枪支弹药进来的，判了十年，肚子里藏着不少边境黑市的门道。 张君天天凑过去帮他打饭、整理内务，对方聊得兴起，就会讲几句边境上的事：哪里能摸到黑市的路子，手枪多少钱一支，子弹怎么带过关，哪条山路能绕开检查站。 这些话像磁石一样吸住了张君，他一字一句都记在心里，夜里躺在大通铺上翻来覆去地琢磨。 他还认识了一个跨省流窜作案的惯抢犯，那人跑过半个中国，从来没在同一个地方作过两次案。 那人跟他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作案不能沾家门口，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跨省流窜，警察各管各的地盘，很难串到一块儿去。 他还教他怎么伪造身份，怎么选撤退路线，怎么避开路上的盘查。 张君把这些话和自己少管所里想的路子一对，瞬间通透了不少。 监狱里有法制教育课，也有图书室，订着法制类的报纸杂志。 别人看这些是看热闹，张君却看得格外认真，盯着案件侦破的报道反复琢磨：警察是从哪条线索摸到人的？ 哪个环节露出了马脚？ 如果换成自己，该怎么避开这个漏洞？ 他像个做题的学生，把每一起公开的案件都当成反面教材，反向拆解警方的侦查逻辑，再补到自己的计划里。 别人坐牢是熬日子，盼着早点出去重获自由；张君坐牢却像在“深造”，一天比一天笃定自己要走的路。 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把未来的犯罪路线越盘越清晰： 第一要紧的是搞到枪，有枪才有底气，才能干金店、银行这种大目标； 第二不能单打独斗，得找几个信得过、敢下手的同伙，分工配合才效率高； 第三得有窝点，最好是女人的住处，警察最不容易怀疑，跨省作案也能有地方落脚藏身。 因为在狱中干活积极，表现尚可，张君获得了一年多的减刑。 1991年春天，二十五岁的他提前走出了监狱大门。 站在监狱外的阳光下，张君眯了眯眼。和五年前从少管所出来时相比，他脸上少了几分外露的戾气，多了几分沉在骨子里的阴沉。 监狱门口照例空荡荡的。父亲没来，兄弟姐妹也没来，不过他已经习惯了。 他回头望了一眼高高的围墙和岗楼，脸上没什么表情，既没有重获自由的轻松，也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 路上他拦下一辆往安乡方向去的农用三轮车，颠颠簸簸坐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那个自己从小长大的滨湖村子。 村口的人看见他，都下意识地别开目光，凑在一起低声议论，指指点点的目光像细针一样向他扎了过来。 张君目不斜视地往前走，心里却跟明镜似的——在村里人眼里，他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劳改犯，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也休想摘掉劳改犯的帽子。 推开自家那扇斑驳的木门，父亲正蹲在门槛上抽旱烟，见到是张君回来，他只闷声说了句“回来了”，就再没别的话了。 几年过去，屋里还是他走时的样子，土坯墙熏得发黑，家徒四壁，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墙角斜靠着一只掉了漆的竹篮，竹篾磨得发亮，是以前家里装针线用的。 张君的目光在那只竹篮上顿了顿，一段压了好几年的旧事，顺着熟悉的霉味和烟火气，慢慢翻了上来。 那是1987年，他刚从少管所出来没多久。 远房亲戚见他年纪轻轻总在街上晃荡，便给他说了门亲事。 女方是邻村的罗氏，离过一次婚，性子温顺本分，就想找个男人安安稳稳过日子。 两人只见了两面，并不是因为什么情投意合，只是觉得条件合适还算合适——一个离过婚，一个坐过牢，就匆匆办了喜事。 刚结婚那阵子，他也试着收过心，白天去工地打零工，晚上早早回家，罗氏烧好热水等他，桌上摆着热饭热菜。 那是他母亲去世以后，第一次尝到“家”的滋味，有那么一瞬间，他甚至想过就这么凑活过下去，生个孩子，守着几亩地过完这辈子。 可安稳日子没过一年，他就耐不住了。 工地扛货太累，一天赚不了几块钱；种地更苦，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见不着现钱。 他又开始往镇上跑，跟以前的旧相识混在一起，抽烟喝酒，半夜才回家。 罗氏劝过他好几次，让他收收心，好好攒钱过日子，他嘴上应着，转头就忘。 手里没钱了就从家里拿，稍有不顺心就沉下脸，摔摔打打。 日子越过越紧，油盐钱都常常凑不齐，夫妻俩三天两头吵架。 罗氏哭着骂他没本事、好吃懒做，说自己瞎了眼才嫁过来。 吵到最凶那次，他推了对方一把，罗氏撞在桌角上，额角当场撞出了血。第二天女人就收拾了包袱回了娘家，托人带话，说这日子过不下去了，要离婚。那时候她怀里还抱着他们刚满周岁的儿子。 张君没去接，也没去挽回，甚至连句软话都没说。 就这样，直到他坐牢，他们夫妻就这样散了伙。 他站在空荡荡的屋里，看着冷掉的灶台，心里没有半分愧疚，反倒憋着一股邪火。 他认定女人离开不是因为他懒，也不是因为他动手，纯粹是嫌他穷，嫌他赚不来钱。 连自己的女人都留不住，说到底还是因为没钱。 竹篮还是那只竹篮，屋子还是这间屋子。几年过去，他非但没混出个人样，反倒又坐了一次牢，家里的光景比以前更糟。 晚上吃饭，兄嫂们坐在桌边，话里话外都带着挤兑，说家里口粮紧，地早就分完了，多张嘴就是添负担。 张君低着头扒饭，一口接一口，一句嘴也没回。 他知道，这个家早就没他的位置了。 几年前留不住媳妇，如今回来，连亲兄嫂都容不下他。 兜兜转转一大圈，他还是那个被人看不起的穷小子。 吃完饭，他回到自己那间漏风的偏房，把东西简单收拾了一下。 他没跟父亲道别，也没跟兄嫂打招呼，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 正道他试过了，打工、种地、成家，没一样能让他抬起头。 正经路子走不通，那就不走了。要翻身，就得走险路。 他在心里把路数算了一遍又一遍：打工扛货，一年到头赚不了几百块，撑死了混个温饱；做生意，没本钱没门路，没人愿意教他上手，根本做不起来。 想要快速翻身，想要让以前看不起他的人都低着头说话，只有一条路可走——抢劫。 但这一次，他不想再用弹簧刀小打小闹。要干就干大的，抢金店，抢运钞车，一次得手顶得上打工十年。 干这种事，刀不够用，得有枪。有枪在手，才有话语权，才有掌控一切的底气。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张君就拎着帆布包出了门。 他先去了常德市区，找以前认识的几个旧相识，东拼西凑了一笔路费，又置办了一身像样的涤卡中山装，把自己收拾成了跑生意的模样。 没人问他要去哪，他也没跟任何人说实话，只含糊地讲一句：“去外地做点药材生意”。 几天之后，他坐上了开往贵阳的长途客车，一路往南，目标直指云南边境。 他去那里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搞一把真正的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