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发生的“东北二王”杀人抢劫案全国震动。此案推动了1983年8月全国严打启动，从重从快整治各类恶性犯罪。 这年夏天，严打的风刮到了安乡的滨湖小镇上。 平日里在街上晃悠的闲散青年接连被抓，巷口的公告栏上天天贴着新的布告，抢劫、流氓、盗窃，罪名后面跟着实打实的刑期。 张君一伙人却没太往心里去，只觉得风声紧就收敛几天，等风头过了照旧。 他自认手脚干净，每次偷完东西都不留痕迹，打架也专挑没人的暗处动手，警察抓不到把柄。 但八月的一个夜里，他带着两个同伙去镇上的供销社代销点偷布料，刚翻过后墙，就被蹲守多时的联防队员堵了个正着。 人赃并获，连带着之前几起斗殴、小偷小摸的旧账一起被翻了出来。他的案子判得很快，因为未满十八岁，他被判处劳动教养三年，送进了少管所。 接到判决书那天，父亲隔着铁栅栏看了他一眼，没骂也没哭，只闷声说了句“自己造的孽自己受”，转身就走了。 张君望着父亲佝偻的背影，脸上虽然没什么表情，心里却憋着一股劲。他不觉得自己有错，只怪自己运气不好，这次只是大意了。 少管所的日子枯燥又严苛，天不亮就起床出操，白天在车间里干体力活，晚上统一坐班学习反省。 大通铺挤着几十号人，都是年纪相仿的少年犯，偷抢拐骗样样都有。 刚进去的新人总要受老犯人的拿捏，端饭、洗衣、替人干杂活，是免不了的规矩。 张君很识相，他没有在里面硬碰硬。 他嘴甜，手脚勤快，见了资历老的犯人主动递好话、打下手，从不跟人起正面冲突，暗地里却把每个人的脾气、路子摸得一清二楚。 他知道在这里，硬拼拳头只会吃闷亏，要站稳脚跟，得靠脑子。 在少管所，他很快搭上了一个姓刘的少年老惯犯。那人比他大两岁，却是少管所里的“常客”，这已经是第三次进来，之前就因拦路抢劫、多次盗窃被劳教，在少年犯里颇有资历，人称“刘哥”。 对方常年混社会，作案经验足，踩点、脱身、对付盘问的门道一套一套的，连管教的巡查规律都被他摸得烂熟。 张君天天凑过去帮他打饭、整理床铺，对方见他懂事，也乐意跟他聊几句，讲自己以前在社会上的“经历”： 怎么摸清楚目标的作息规律，怎么控制住受害人不闹出动静，怎么选好撤退路线甩开追赶的人，连被抓了怎么扛、怎么统一口径都说得头头是道。 这些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张君心里的另一扇门。 他以前混街头，靠的是一股狠劲和小聪明，从来没想过作案还有这么多门道。 于是白天在车间拧零件，他脑子里开始反复琢磨对方说的话，把自己之前几次偷东西的过程在心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哪一步走得险，哪一步留了破绽，要是换一种方式，是不是就能全身而退。 他越想越觉得，以前的自己太莽撞，干的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小儿科。 他还慢慢认定，小偷小摸成不了气候，赚不了大钱，还动不动就容易栽进去。要干就干大的，要抢就抢有钱的地方，金店、银行，一次得手顶得上偷十次。 但干这种事，光有胆子不行，得有趁手的硬家伙，得有靠得住的同伙，还得有能藏身的窝点，干完就撤，警察连影子都抓不到。 这个念头一旦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他就再也克制不住到社会上去实施的冲动。 别人在少管所里想着怎么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点出去，他却借着劳动间隙默默“复盘”，把听来的作案手法拆解开，一点点拼成自己的“计划”。 三年的劳教时光，没磨平他身上的戾气，反倒给他补了一堂完整的“犯罪进阶课”，让他从一个只会打群架、小偷小摸的街头混混，慢慢长出了职业罪犯的雏形。 就这样过了三年，1986年深秋，张君被刑满释放。 走出少管所大门那天，天上下着冷雨，门口空荡荡的，当然没人来接他。 他站在大门外，回头看了一眼高高的围墙和架着铁丝网的岗楼，他的脸上却没有重获自由的轻松，反倒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意味。 三年时间，他长高了些，也更瘦了，眼神比进去时深邃了很多，不再是镇上那个把狠劲挂在脸上的半大孩子。他拎了拎手里薄薄的行李包，转身朝着汽车站的方向走去。 老家他没打算立刻回去。那个穷村子，还有那个沉默寡言的爹和兄弟姐妹，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 他要去城里，去更大的地方，把这三年在脑子里盘了无数遍的路子，一步步变成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