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刑侦专家所料，王氏兄弟在那天跳车之后就彻底放弃了客运列车，专挑夜间扒货运火车。 他们昼伏夜出，白天躲在桥洞、废弃砖窑或者山神庙里睡觉，夜里摸到货运站，趁调车的功夫爬上敞篷货车，躲在煤堆、木材或者粮食袋的缝隙里。 每到一个中途小站，不等车停稳就跳下来，换个方向再扒下一趟车，绝不沿一条铁路线长距离直行，也绝不坐同一趟车太久，尽量缩短在车上停留的时间，避免被乘警或巡道工盯上。 短短二十多天，他们沿着省界交界的“三不管”地带，辗转穿过了湖南、江西、湖北、安徽四省的山野乡间。 一路上风餐露宿，饿了就啃红薯干、啃冷窝头，渴了就喝山沟里的凉水，连生火烤东西都不敢，怕冒烟引来人。 俩人本来就瘦，这一路折腾下来，眼窝深陷，颧骨凸起，整个人脱了形。 逃亡途中，他们也不是没遇到过盘问。 一次在江西境内的一个货运小站，两人刚扒上一列运煤的货车，就被巡道的老工人撞见了。 老工人举着手电筒照过来，见两人灰头土脸、形迹可疑，当即喝道：“干什么的！哪来的？” 王宗坊吓得浑身一僵，话都说不出来。 王宗玮却反应极快，往前跨了一步，借着煤堆的掩护，右手揣在怀里，枪口隔着衣服顶住了老工人的后腰。他的声音低沉，带着刺骨的狠劲威胁道：“别喊，喊就打死你。” 老工人身子瞬间僵住了，手电筒“啪嗒”掉在地上。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后腰顶着的硬物，也听出了这话不是吓唬人。 他没敢动，也没敢出声，眼睁睁看着两个人影翻过货车，消失在了夜色里。 这是衡阳跳车之后，王宗玮第一次主动亮枪威胁人。 也就是从这天起，王宗坊心里那点仅存的侥幸彻底没了。他终于明白，枪不是用来壮胆的，是他们能活下去的唯一护身符。 而此时的中国大地上，追捕的大网已经越收越紧。 公安部第十三号通缉令下发后，短短一个月里，全国所有火车站、汽车站、码头、街道办事处、公社大院、甚至偏远的生产队代销点，都贴上了二王的照片。 各地广播站每天早中晚三次播报通缉信息，居委会、治保会挨家挨户通知，发动群众举报可疑人员。 各地上报的线索每天都像雪片一样飞往北京。 有人说在广西见过两个东北口音的男人，有人说在江苏的船上见过相似的身影，还有人举报邻村来了两个陌生的外乡人。 可等当地警方赶过去核查，要么是认错了人，要么是二王早已没了踪影。 王宗玮的反侦察能力，在这场大追捕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从不走繁华城镇，从不跟人多搭话，从不留下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甚至连吃饭、住宿都刻意避开有人的地方。 他们就像两条滑进泥沼的鱼，一旦钻进山野乡间，就再也难觅踪迹。 可再狡猾的鱼，也有浮出水面换气的时候。 一路辗转下来，他们身上带的现金早就花光了，粮票也所剩无几。 王宗坊的鞋底磨穿了洞，脚底板全是血泡。 更要命的是，手枪里的子弹已经没剩几颗，一旦再遇到围堵，根本撑不了多久。 躲在湖北境内一处废弃砖窑里过夜的时候，王宗玮终于开口了。 “不能再这么躲下去了。”他擦着手里的五四式手枪，子弹一颗颗摆在砖头上说，“没钱，没粮，没子弹，走不了多远就会被抓住。得找个地方弄一笔钱，再搞两辆自行车，不然跑不快。” 王宗坊心里咯噔一下，战战兢兢地说：“宗玮，你……你还要作案？” “不然呢？”王宗玮抬眼瞥着他，眼神阴鸷，“不作案，我们还没被抓去枪毙，就要被饿死在这荒僻山野了。” 他已经选好了方向：武汉。 九省通衢，人多眼杂，反而容易藏身；城郊结合部检查站多，来往车辆行人密集，警力分散，正好下手。 既能抢钱抢粮票，还能看看能不能从检查站再搞到一些子弹。 1983年3月下旬，王氏兄弟两人辗转流窜到了武汉北郊的岱山一带。 这里是城乡结合部，公路上车水马龙，有骑车上班的工人，有挑担子的菜农，还有来来往往的货车。 岱山检查站就设在公路旁的路口，旁边挨着供销社和修车铺，平日里只有两三个工作人员值守，盘查过往的可疑车辆和人员。 王宗玮带着王宗坊在附近的树林里蹲了两天，把检查站的人员换班、作息规律摸得一清二楚。 他发现，下午换班的时候人最少，工作人员松懈，来往行人也多，动手之后最容易混进人群脱身。 暮色降临时，树林里光线昏暗。 王宗玮蹲在树后，一颗颗地往弹夹里压子弹。黄铜色的子弹顺着指节滑进弹仓，发出清脆的金属碰撞声。他的动作很慢，很稳，眼神死死盯着远处检查站窗口透出的昏黄灯光，像一匹盯着猎物的狼。 王宗坊缩在他旁边的草丛里，双手抱着膝盖，牙齿控制不住地打颤。 他知道，又要死人了。 可他没有退路，也没有选择。 远处的公路上，下班的自行车铃声渐渐稀了，检查站的门半掩着，里面传来隐约的说话声。 王宗玮压满最后一颗子弹，“咔嚓”一声推弹上膛，把枪插进了怀里。 他偏过头，对王宗坊低声说：“哥，记住，一会别手软。手软，死的就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