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点子这一块，张四维能想到的，林琅当然不会没有准备。 自打那伙日本使臣走进北京城的那一刻，就彻底和外界失联。 绝不许任何人私下接触。 别说张四维，就算是张居正想见都得先打报告。 “还敢软禁使臣？” 张四维听得牙根子痒痒，明知是软禁，他却毫无办法。 请旨会见使臣需要上奏，上奏就要通过内阁阁议。 即便能绕过张居正，后面还有司礼监拦着，他的话根本送不进去。 “好好好，来阴的是吧。” “那就让人着手准备阁议，我就不信他张居正敢违逆太祖，公然插手他国军政。” “这次就算是海瑞来了也不行！” “此外，再修书给福建按察使，让他快马急报福建倭患大起。” …… “修书福建巡抚劳堪。” 张居正轻声念道：“让他务必严盯各兵备道，海道，谨防歹人作乱。” “尤其是漳南道、兴泉道。” “一旦发觉有人伺机为非作歹，不需查明，可直率泉州卫剿寇，是寇，不是倭寇。” 和日本谈判并不重要，朝中能人众多，自有办法用最小的代价换取银矿。 政治遗留的问题才是重头戏。 在这个时候一旦冒出来日本浪人兴兵作乱，两国再想邦交可就难了。 张四维想到的，张居正同样不敢疏忽。 不同的是，张居正这边的帮手是福建巡抚劳堪。 这位是张党在地方的大员，一条鞭法坚决执行者，能干，狠辣，不体恤乡绅，更不体恤百姓。 他在福建做的一切只为了贯彻内阁政令。 为此大肆抓捕阳奉阴违的乡绅，不惜大兴牢狱，罗织罪名。 是张党中出了名的鹰派官僚。 张敬修在旁边写下这段话，抬头问道：“要不要先去见见日本使臣。” “不用见。” 张居正捻着下巴上的长髯，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几根白须。 “日本使臣既然来了，就说明已经做好了大出血的心理准备，此时见面反倒会让他们觉得大明有求于他。” “林琅已经带人震慑过，又有锦衣卫看管，出不了岔子。” “重要的是怎么堵住悠悠众口。” “日本，终究是不征之国啊。” 朱元璋定下的十五个不征之国中，日本很特殊，是不征之国，同时又是叛贡之国。 张居正想插手日本内斗，借机大肆收敛白银在道义上站不住脚。 大明乃天下共主，理当息兵安民。 助番邦内乱，有损天子之德。 这也是李太后再一次选择隐身的原因。 但这一点好解决，现任日本天皇被织田软禁，只需要吉川元春请求大明协助勤王就好。 重要的还是不征。 日本反复无常，即便得了援助也很容易反悔。 理想中的状态是看他们斗，等到各个大名斗的死伤惨重，趁机设立府县，直接统治其岛屿。 所以就需要一支水师驻扎日本，收缴白银的同时盯着各大名动向，以防虎大伤人，更要垄断码头，以防弗朗机等商人抢买卖。 这么一来就违背了不征的原则。 不同于其他，这不征之国的祖训没有商量余地。 朱元璋说了不让干涉，就不能干涉。 “何不翻旧账呢？” 张敬修不解道：“东南倭乱近在眼前，是日本不臣在先，发兵东渡并无不妥吧？” 张居正无奈道：“这话要是皇帝开口自然可以，可现在的情况是皇帝不开口。” “为父身为人臣，怎能擅自兴兵。” “陛下怎的这般……”张敬修顿了一下，改口道：“白银是为天下安定，陛下应当站出来才是啊。” 张居正神色淡然，轻轻摇摇头，“陛下刚刚亲理朝政，凡事自当谨慎。” “穷兵黩武，大兴刀兵这些话，陛下背不动。” “倘若以天子之名强行凿定，一旦失利……”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一旦强控日本失败，朱翊钧往后的处境可就难了。 皇帝的威严尽失，往后再想强行拍板某件事，大臣必然会搬出此次失利教训阻拦。 “皇帝当初非要发兵日本，结果呢？” “劳民伤财，便宜没占到，还被日本反咬一口，导致我大明损失惨重。” “所以说，陛下还是年轻，凡事还是听我们的吧。” 这么一套说辞下去，朱翊钧根本扛不住。 所以， 李太后提出让自己全权处理的时候，张居正并不感到意外。 说实话，他对自己这个学生，并不是很放心。 在原有历史上，就是这份不放心导致张居正和朱翊钧关系恶化。 朱翊钧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事该自己来做。 张居正认为他还年轻，根本没能力独当一面。 二人的关系在权力争夺上出现了裂隙。 真正的诱发点在张居正乞休，常年的猜忌不满令张居正心累，萌生了退休的念头。 本来朱翊钧挺高兴，认为终于到了自己大展拳脚的时机。 结果李太后站了出来，明确要求张居正辅政到万历三十岁。 尽管太后的初衷是想着再给张居正十年时间，彻底消除一条鞭法后续隐患，交给大儿子一个朗朗乾坤。 架不住朱翊钧不愿意啊。 一个成年的皇帝，每天只能读书学习，像个傀儡似的在奏疏上批复。 这份恨越积攒越深，直至那场死后清算开启。 所谓的清算并不是单纯的报复，而是他急于证明自己是皇帝的投名状。 同时也是瓦解张党，安插自己亲信的机会。 最终的目的是驳倒内阁。 自从那场清算以后，首辅可以压制六部，钳制皇帝的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也给了崇祯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换掉十九任首辅的机会。 “那……” 张敬修忧心道：“父亲背的动吗？若是御史言官直指通倭……” 张居正抬头看了他一眼，张敬修急忙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你去请几个叔伯来家一趟。” …… 两派张党都在紧锣密鼓筹备之中。 有意思的是，两拨人都知道红薯的存在，却无人将其看的太重。 在这群士大夫的眼里，稻、麦、粟、黍、菽，是五谷，是正粮，是赋税征收的主体。 红薯是灾年救命的补丁，对富国强兵并无作用。 在他们看来，甘薯是不错，但不值得过度费心。 事实上，红薯的引进放眼大明历史，并未得到重视。 万历十年，也就是张居正去世那年，广东陈益去安南经商时，就带回了一部分薯种。 但仅仅是在自家种植，没有上书官府，也没有推广。 直到万历二十一年，福建陈振龙去吕宋经商，看到红薯高产耐旱，便起了引进的念头。 第一次，他带着薯块登船，被关卡没收。 第二次，他将红薯藤编成篮子，依旧被查获，罚款，险些被扣押在异国他乡。 第三次，他将红薯藤藏在竹筒，系在船舷上漂洋过海带回大明。 而后上报福建巡抚金学曾，恳求试种。 金学曾于次年推广全省试种，恰遇福建大旱，红薯开始进入全国视野。 因为推广番薯救闽中大旱，金学曾得到朝廷褒奖，考成优异，升迁加分，并没有得到额外赏赐。 但民间自发为金学曾立碑，称甘薯为金薯，以表感念之心。 至于带回红薯的陈振龙，则是受到金学曾的口头褒奖。 这种褒奖其实是一种保护。 明朝对于通藩管理很严格，若是因为甘薯大肆嘉奖，民间私自出海必然成风，朝廷再难约束。 不过， 陈振龙因为这份口头嘉奖，身上多了一道巡抚护身符，家族因此得以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