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开花结果
口碑确实在发酵。
第三周,星辉十四间影院的上座率攀升至百分之八十一。中环皇后戏院和尖沙嘴金冠戏院周末场全部满座,油麻地和土瓜湾的社区影院工作日上座率也突破了七成。非典后尚未完全恢复的市道里,这个数字让同行侧目。
高志森每天把日票房汇总发到凌之飞邮箱。第三周结束时,他附了一行备注:“按目前走势,香港总票房有望突破五千万。“
凌之飞看完邮件,没有回复。五千万是他的底线预期——不是目标。前世的数据他记得清楚:二零零一年周星驰的《少林足球》以六千零七十三万港币创下香港华语片票房纪录。这个纪录在这个时空里仍然存在。要超过它——需要最后两周不掉速。
第四周。上座率百分之七十八。微降,但符合正常曲线。关键数据是场均人次——十四间影院的场均人次从第三周的九十二人上升到第一百零三人。这意味着晚场和周末场次在加密排片后仍然能填满座位。
第五周,突破来了。
不是某个单日爆涨——而是持续的、均匀的客流。周一到周四的上座率稳定在百分之七十以上,周五到周日维持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口碑已经从“看完觉得好“扩散到“没看的人被周围人催着去看“。
十二月十四日,《贼》在香港下映。
最终票房:六千一百二十万港币。
香港影史上第二部突破六千万港币的电影——第一部是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六千零七十三万。凌之飞超过了周星驰八十七万。
超过的幅度不大。但“超过“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记重锤。周星驰是喜剧之王,他的票房纪录在很多人眼里是“不可逾越“的。《贼》不是喜剧——它是一部冷色调的动作片,结尾有十四分钟没有对白。这样一部电影打败了周星驰的喜剧——整个香港影坛都安静了一瞬。
凌之飞没有开庆功宴。他只做了一件事:让阿玲把票房分成报表做出来,然后打电话给银都机构的总经理。
“内地档期排好了没有?“
“排好了。明年一月九日,全国同步上映。“
《贼》的内地发行由银都机构负责。合拍片资质在拍摄前就已办妥,内地版按约定删减了部分暴力镜头——港铁巷战中两处过度的打击特写被剪掉,码头摊牌的血流效果做了淡化处理。总长从一百一十分钟变成一百零七分钟。凌之飞亲自审了一遍内地版,确认删减不影响叙事完整性。
二零零四年一月九日,《贼》在内地公映。
这是凌之飞的电影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内地院线。《千里江山》和《长城》虽然也在内地上映过,但规模有限——《千里江山》走的是艺术院线,《长城》是合拍片但排片量受限于当时的银幕数量。二零零三年底,内地的电影市场正处于爆发前夜。银幕数量在快速增长,观众的观影习惯正在从“看个热闹“向“看好电影“转变。
《贼》赶上了一个好时机。
非典过后的内地市场,和香港一样,憋了几个月的消费需求需要释放。春节档尚未到来,一月份是传统的票房淡季——但“淡季“意味着竞争少。《贼》几乎没有遇到同量级的对手。
更重要的是口碑。内地观众的反应比香港更热烈——香港观众对港式动作片见怪不怪,但内地观众在二零零四年能看到的优质商业片仍然有限。《贼》的节奏、质感和演员表演,对内地观众构成了降维打击。
第一周,内地票房一万二千万。第二周,八千万。第三周,六千万。走势稳健,没有断崖式下跌——口碑在起作用。
内地观众的反应和香港有一个显著差异:香港观众讨论最多的是动作戏的节奏和结尾的无对白段落,内地观众讨论最多的却是赵文卓那条父亲线。“大门“发现父亲没有死、而是被迫改名换姓逃亡东南亚的情节,在内地引发了远超预期的共鸣。二零零三年的内地,正经历剧烈的社会转型——大量人口流动、家庭分离、身份重构。赵文卓在车里看到芯片信息时那只发抖的手,击中的不只是角色——是一整代人的隐痛。
影评人的反应滞后于观众。上映第一周几乎没有主流影评人关注《贼》——内地影评圈对港片仍然带着“商业爆米花“的固有印象。第二周开始,几篇长评出现在网络论坛上,篇幅之长、分析之细致,远超一般的商业片影评。有人逐场拆解港铁三分钟的剪辑节奏,有人写了三千字分析码头摊牌的灰白色调,有人把“大门“煮面时那三秒发呆和任达华在《贼》里的表演做了对比——虽然任达华不在《贼》的演员表里,这位影评人显然把电影记混了。
到二月底,《贼》在内地影院的下档周期接近尾声。
最终内地票房:三亿九千万人民币。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二零零二年张艺谋的《英雄》内地票房二亿五千万,已经被视为天文数字。《贼》超过了《英雄》一亿四千万。在二零零四年的内地市场,三亿九千万是一个足以让所有人重新认知“商业电影天花板“的数字。
凌之飞听到这个数字时,正在太子道办公室翻《杀破狼》的剧本。高志森打电话来报喜时,他的反应只有一句话:“银都那边的分成到账了没有?“
“还在走流程。按合同,银都拿内地发行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亦迎樱和金藜各拿百分之三十五。粗算下来,集团这边到手大约——“高志森顿了一下,“大约九千万港币。“
凌之飞没有说话。九千万。加上香港票房六千一百二十万的分成——星辉院线自家放映部分的利润加上海外发行收入——集团总进账过亿。扣去六千万制作成本、宣发费用和各项税费,净利润约五千万。
五千万。这笔钱够他拍三部《杀破狼》。
“志森——通知阮世生,后天到办公室开会。《杀破狼》的剧本要定稿了。“
挂了电话,凌之飞把《杀破狼》的Moleskine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非典期间写的那场独处戏——甄子丹对着镜子练习握枪,镜子上贴着小女孩的照片——被他用红笔圈了出来,旁边写着“保留“。
笔记本从七十页写到了九十二页。最后一场戏——洪金宝与甄子丹的码头终战——他改了四稿。第一稿太长,十二分钟。第二稿太短,六分钟,打不出分量。第三稿加了任达华的介入,但打断了两人对峙的张力。第四稿——他删掉了所有花哨的翻腾动作,只留三种打击方式:拳、肘、膝。八分钟。两个人打完都站不起来。不是不想站起来——是身体不允许。
凌之飞合上笔记本,拿起电话。
第一个打给洪金宝。
“洪大哥——《杀破狼》三月开机。你的档期排好了没有?“
“排好了。三月到五月,两个月全部给你。“
“够了。但有一件事提前跟你讲——最后那场打戏,八分钟,不用威亚,不用替身。你同子丹两个人真打。“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
“凌生——你知不知道我几岁?“
“知道。你五十二。但洪大哥——你打了几十年——你比任何人都懂怎么打才不会真伤人。我信你。“
洪金宝又沉默了两秒。然后笑了一声。
“好。我信你。“
第二个打给甄子丹。
“子丹——三月开机。最后那场打戏,八分钟,真打,不用威亚。你同洪大哥两个人。“
甄子丹没有沉默。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字:“好。“
第三个打给任达华。
“华哥——三月开机。你的戏份不多但最重。老刑警的最后三个月——每一场戏都是'最后一次'。“
任达华的声音很平静:“我知道。我等了半年了。“
凌之飞放下电话,在白板上写下三行字:
《杀破狼》——三月开机,五月杀青。
后期——六月至八月。
上映——二零零四年十月。
他退后两步看着白板。左边是《贼》的票房数字——香港六千一百二十万,内地三亿九千万。右边是《杀破狼》的时间表。两组数字之间隔着一块空白的白板区域,他在那里画了一个箭头,从左指向右。
箭头的意思很简单:《贼》赚的钱——养《杀破狼》。
《杀破狼》不需要六千万的预算。它的场景比《贼》更少——主要集中在一个虚构港口城市的码头、警局、出租屋和三条街道。动作戏多但场景简单,不需要绿幕和特效。凌之飞给《杀破狼》定的预算是三千万——不到《贼》的一半。
省下来的钱,他会投入该投入的地方:动作指导团队、物理特效(码头实景搭建)、以及足够长的排练时间。洪金宝和甄子丹的那场终战,需要至少三周的预先排练。凌之飞不会让他们到了片场才开始设计动作——每一拳、每一肘、每一次倒地,都要在开机前反复练到变成肌肉记忆。
动作指导的人选定了两个人。洪金宝负责设计整体动作框架——他做了几十年武术指导,对节奏和力度的把控是本能级的。甄子丹负责终战那八分钟的具体动作编排——他对混合格斗有深入研究。两个人一个管骨架,一个管血肉。凌之飞自己负责第三层——镜头,确保观众看到的不是“拍下来的打斗“,而是“被拉进打斗里“。
美术方面请了《长城》的美术指导张叔平继续合作。张叔平听完设定后只说了一句话:“码头我要搭实景。不要布景板——要真的集装箱、真的铁锈、真的海水味道。“凌之飞同意了。实景的成本比布景高三倍,但铁锈的质感和海水的气味是布景板做不出来的。
二月初,阮世生带着剧本最终修改稿到太子道办公室。两人逐场过了一遍,共四十七场戏。阮世生对第四十一场——老刑警在警局整理旧档案——提出加一段独白。凌之飞否决:“任达华不需要独白。他整理档案的动作本身就是独白——翻每一页的速度、停顿的位置、合上卷宗时的力度——观众看得出来哪些案子他放下了、哪些放不下。台词会破坏这种沉默。“
二月十五日,《杀破狼》剧本定稿。九十二页。凌之飞在封面上写了两个字:定稿。
凌之飞拿起马克笔,在白板上《杀破狼》的时间表下面又写了一行:
二零零四年——杀破狼之年。
然后他把笔帽扣上。窗外,一月的阳光照在太子道的梧桐树上,把树影投在白板上面。白板上的字被树影切割成碎片,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可辨。
《贼》已经开花。《杀破狼》即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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