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启航 梁家辉接戏后的第三天，梁朝伟那边的回话也来了。 施南生打电话来：“伟仔睇咗剧本，话角色有挑战性，但佢有疑虑。“ “乜疑虑？“ “佢话老船工个仔呢个角色——戏份唔多，但每次出场都要喺好短嘅时间入面交代情绪嘅转变。由意气风发嘅股票经纪，到失业后嘅颓废，再到渡轮上同老豆和解。佢惊自己演唔出嗰种'由高跌到低'嘅落差感。“ “佢几时有档期？“ “三月中到四月底。但凌生，伟仔片酬——“ “我知。佢旧年拍咗《春光乍泄》，而家身价唔同。但你同佢讲，呢部戏预算六百万，我畀唔起市价。我出八十万，加百分之三嘅分红。如果威尼斯攞到奖，分红另计。“ 施南生沉默了两秒：“你畀梁家辉几多？“ “一百万，同样百分之三分红。“ “伟仔可能觉得——“ “梁家辉系主角，伟仔系配角。片酬有差距好正常。你同伟仔讲，呢个角色戏份虽然唔多，但系整部戏嘅情感转折全靠佢。如果佢演得好，威尼斯最佳男配角唔系冇可能。“ “好，我帮你转达。“ 三天后，施南生回话：“伟仔应咗。“ 二月二十八日，《天星》正式开镜。 开镜地点在中环天星码头。凌之飞选了早上六点——第一班渡轮开出之前。码头的空气还带着凌晨的湿冷，海风把技术人员的胶布吹得啪啪响。 梁家辉五点半就到了。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衬衫，袖口卷到手肘，手里拎着一个帆布袋。帆布袋里装着他自己去深水埗买的劳保手套和一顶旧鸭舌帽——那是他为角色准备的道具。 “梁生，你嚟得好早。“凌之飞在码头入口迎他。 “我上星期开始每日搭天星小轮。“梁家辉把鸭舌帽戴上，对着海风眯了眯眼，“由中环到尖沙咀，一个来回半个钟。我搭咗成个星期，同几个老船工倾过偈。其中一个——“ 他指了指码头方向一个穿蓝色制服的身影：“嗰个陈伯，开咗四十一年渡轮。佢话最唔舍得嘅唔系份工，系每日睇住维港两岸啲楼一栋一栋起高。“ 凌之飞看了一眼那个正在检查缆绳的老船工。阳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照在陈伯的蓝色制服上，像一块褪色的旧画。 第一场戏拍的是老船工年轻时的入行——1960年，二十二岁的他第一天上船报到。化妆组给梁家辉做了年轻妆，用粉底遮掉眼角的纹路，把头发染黑。但梁家辉站在渡轮甲板上的姿态——挺直的脊背、微微上扬的下巴、双手习惯性地握住缆绳——不需要化妆就已经是一个年轻人。 摄影机是租来的Arriflex535B，三十五毫米胶片。凌之飞坚持用胶片而非数码——他要那种胶片颗粒带来的粗粝质感，像维多利亚港的海水，有沙有泥，不是透明的。 “第一场第一次！“ 场记板响。梁家辉握住缆绳，回头望了一眼码头上送他来报到的老母亲——那个镜头里没有老母亲，只有梁家辉的回望。但他的眼神里有牵挂、有期待、有年轻人面对未知时那种莽撞的勇气。 “Cut。“ 凌之飞没有喊“goodtake“。他走到监视器前回放，看了三遍。然后走到梁家辉面前。 “梁生，你回望嗰下——眼神入面有一种嘢，我写剧本嗰阵写唔出。多谢你。“ 梁家辉摘下鸭舌帽擦了擦汗：“凌导，我同你讲——我搭咗一个星期渡轮，发现一件事。“ “乜事？“ “船工企喺渡轮上面，唔系面向前方嘅。佢哋永远系面向码头——因为佢哋要望住码头嘅缆桩，确保缆绳挂准。所以佢哋睇到嘅风景，永远系离开紧嘅码头，而唔系前方嘅海。“ 凌之飞愣了一下。他在剧本里写的是老船工面向大海、望着远方——那是一个文人式的想象。梁家辉用一个星期的实地观察纠正了他。 “我改。“凌之飞说，“第一场重拍。老船工面向码头，望住离开紧嘅岸边。“ 梁家辉点了点头，重新戴上鸭舌帽，走回甲板。 这一改，整场戏的味道全变了。年轻人望着渐行渐远的码头，不是在憧憬远方——是在看自己正在离开的东西。那个回望不再只是牵挂，而是一种告别的仪式。 拍摄的第一个星期，金融危机的阴影无处不在。恒指在二月跌至一万零五百附近徘徊，市场上每天都有公司宣布裁员。中环的写字楼空置率飙升，天星码头的人流量明显减少——坐渡轮的人少了，不是因为搬到对岸，而是因为对岸的中环没有工返了。 阮世生每天给凌之飞送一份八间影院的日报。二月份总票房比去年同期下降了三成。高志森严格执行了凌之飞的指令——减少大片排期，增加二轮片和重映片，压缩运营成本。八间影院没有一间亏损，但利润薄得像纸。 “如果跌到一万以下呢？“阮世生问。 “会。“凌之飞说，“可能仲会跌到八千。“ 阮世生的脸色白了一下。 “你唔使担心。“凌之飞拍了拍他的肩，“我哋有美元头寸托底，影院现金流仲顶得住。最难嘅日子仲未到，但到咗——我哋会系最后企住嗰个。“ 三月十日，《天星》拍到最关键的一场戏——老船工得知儿子失业。 这场戏在天星小轮的渡轮上实景拍摄。剧组包了一班夜间渡轮，从中环码头出发到尖沙咀再折返，全程八分钟。梁家辉坐在绿色长椅上，手里攥着一部旧式大哥大——那是道具组从鸭寮街淘来的摩托罗拉。 镜头从梁家辉的侧脸开始。他接到电话，听完，慢慢把大哥大从耳边放下来。没有台词，没有哭，没有摔东西。只是把手机放在膝盖上，双手交握，望着窗外黑漆漆的维多利亚港。 灯光师在渡轮另一侧架了一盏五百瓦的钨丝灯，光线透过舷窗打在梁家辉脸上，随着渡轮的晃动明灭不定。像心跳。 凌之飞在监视器后面看着这个画面，手心全是汗。他知道这一条如果成了，整部戏的情感地基就打牢了。 八分钟后，渡轮靠岸。 “Cut。“ 全场安静。灯光师、场务、摄影师——所有人都看着监视器回放。梁家辉在画面里坐在绿色长椅上，没有说话，没有动。但所有人都看到了——一个父亲听到儿子跌倒时，那种无法伸手去接的痛。 凌之飞走到梁家辉面前，蹲下来。 “梁生，呢一条——“ “唔使讲。“梁家辉打断他，摘下道具手套，露出被缆绳磨红的手掌，“我知。“ 三月十五日，梁朝伟进组。他只拍了五天戏——儿子失业后回家、跟父亲在渡轮上争吵、最后一班渡轮上的和解。五天，十二场戏，但对白加起来不超过三十句。 最后一场戏拍的是父子俩坐在渡轮上。梁家辉坐在左边，梁朝伟坐在右边，中间隔着一个空位。渡轮从中环开往尖沙咀，维多利亚港两岸的灯火在暮色里次第亮起。 梁朝伟没有看梁家辉。梁家辉没有看梁朝伟。两个人都望着窗外。 渡轮靠岸时，梁家辉站起来，没有下船。他重新坐下，望着对岸的灯火。梁朝伟站在船舱门口，回头看了父亲一眼。 那一眼里没有台词，没有眼泪。只有一个儿子终于看见父亲背影时的——懂得。 “Cut。“ 凌之飞没有喊“goodtake“。他坐在监视器后面，摘下耳机，听了三秒维港的风声和渡轮引擎的低鸣。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杀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