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之飞在美股putoption上的布局，并不是他唯一的部署。 1987年初，当PeterChan帮他在美林开立美股账户的同时，凌之飞还通过另一条渠道，在伦敦市场布下了第二局棋。 这条渠道要从汇丰银行说起。汇丰银行当时不但是香港的发钞银行，还是伦敦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凌之飞的资金存放在汇丰，证券账户也开在汇丰证券旗下。而汇丰证券除了做港股交易之外，还有一条通道——通过伦敦分行的合作券商，为香港客户提供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服务。 1984年1月3日，伦敦证券交易所正式推出富时100指数（FTSE100），选取伦敦交易所市值最大的100家公司。该指数推出后，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很快上线了FTSE100指数期货合约。到1986年，LIFFE进一步推出FTSE100指数期权——与美国S&P500期权类似，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 凌之飞前世看过1987年股灾的资料，知道黑色星期一不仅冲击美国。10月19日纽约股市崩盘之前，伦敦已经出现恐慌性抛售——许多基金经理预判到美股会跌，提前在伦敦市场抛售股票套现。伦敦股市在10月19日当天跌约10%，10月20日继续暴跌，两日累计跌幅超过22%。 “如果我同时喺美国同伦敦两边做空，利润可以翻倍。“凌之飞在1987年1月的一个深夜，坐在写字楼里想到这一点。 但问题是——如何在伦敦开户？ 通过汇丰证券的袁生是一条路，但凌之飞不想将所有交易集中在同一个渠道。如果美股和伦敦的交易记录全部存在汇丰系统里，万一有人查，一目了然。他需要另一条独立的通道。 1987年2月，凌之飞通过一个特殊的渠道接触到一家叫SndationnsiderithBrothers获取报价。 11月底，FTSE100反弹到1850点附近，凌之飞判断反弹已经接近尾声。他发电报给David：“CLOSEALL300PUTSATMARKET.“ 300张strike1800的putoption，FTSE100在1850点的时候，每张内在价值为负——即outoftheney。但因为还有时间价值，每张仍然可以卖到约60英镑的残值。300张总共卖了约1.8万英镑。 凌之飞皱了下眉。这个结果远低于他的预期。 他重新审视自己的判断。FTSE100在10月20日跌到1782点之后，11月反弹得比预期快——因为英国央行迅速注入流动性，与香港停市四天的做法完全不同。到12月合约到期时，FTSE100已经回到1900点以上，他那批strike1800的put全部变成废纸。 最终，300张putoption的总收入只有约1.8万英镑，减去成本12.6万英镑，净亏10.8万英镑，折合约144万港元。 凌之飞坐在写字楼里，看着SthBrothers寄来的结算单，沉默了很久。 他输了。伦敦这一局，彻底输了。 问题出在哪里？凌之飞反复思考。第一，他低估了伦敦市场的反弹速度。美国股市10月20日企稳之后，伦敦跟着反弹，FTSE100从1782点迅速回到1850以上。第二，他选的strikepriithBrothers在伦敦市场买入了一批蓝筹股——壳牌石油、英国电信、劳斯莱斯。这次他学乖了，快进快出。买入三个月后，FTSE100从1700点反弹到1850点。凌之飞平仓出局，利润约85万英镑，折合约1139万港元。 两笔反弹交易合计——美股1404万加伦敦1139万——总共2543万港元。 加上之前的累计利润6883万，凌之飞的资本总收益达到约9426万港元。 接近1亿，但还差一点。 1988年下半年，凌之飞做了最后一笔操作。他通过PeterChan买入了一批S&P500指数ithBrothers的David知道伦敦，但连凌之飞的真名都不清楚。 三条渠道，三个名字，三套记录。互不交叉，互不知情。 凌之飞望着窗外维港的灯火。新界两间影院已经站稳，佐敦的第一间即将落定。下一步——港岛。 但那个以后再说。现在最要紧的，是把佐敦这栋唐楼搞定，改建审批走完，争取1989年底开业。三间影院才是一条迷你院线的雏形，等三间都跑通了，才有资格谈港岛。 他将佐敦的资料锁入抽屉，关灯离开写字楼。走廊的感应灯亮起又熄灭，他的脚步声在空荡的楼梯间回荡。 没有人知道，这个走在黑暗走廊里的年轻人，口袋里装着整条香港电影产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