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肃静！” “被告人陈德福，利用其父时任县教育局局长陈建国之职务便利，于一九九二年七月，伙同县教育局招生办主任王守正、县公安局户籍科科长赵有才，伪造，调包档案材料，成绩单，使其冒用原告刘光明之高考成绩，进入上京师范大学就读。” “毕业后，被告人陈德福凭借该学历进入公职系统，历任县教育局干事、副镇长、县教育局局长。” 说完，审判长顿了一下，翻过一页。 “经查，被告人陈德福高考实际成绩为三百一十二分，原告刘光明高考实际成绩为五百八十七分，二者相差二百七十五分。”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现在宣判，被告人陈建国，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被告人王守正，犯滥用职权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被告人赵有才，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被告人陈德福，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其所获学历、学位证书依法撤销，公职身份依法取消。” 法槌最后一声。 “以上判决为一审判决，各被告如不服，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 被告席上，陈德福低着头，西装皱巴巴的，跟三个月前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时判若两人。 那时候他还坐在办公桌后面，对着镜头侃侃而谈什么教育公平。 他旁边坐着的陈建国，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从头到尾没抬过头。 倒是赵有才，被法警带走的时候还扭头朝侧边看了一眼。 侧边是原告席。 此刻，原告席上坐着一个男人。 正是刘光明。 五十三岁的他，满头白发，看着却比被告席上七十多岁的陈建国还老。 判决书念完了，他没动。 律师在旁边跟他说话，他没听见。 法庭里的人陆续站起来，有记者举着相机往这边拍，闪光灯一下一下的，他也没眨眼。 只是独自沉默，泪流满面。 三十年了。 一九九二年夏天，他考了五百八十七分，却没等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等来的只有三百一十二分的结果。 他不理解，去问，怎么可能三百一十二分，怎么没有录取通知书？ 招生办的人说，就是这样，没有就是没有。 “不可能！” 他那年十八岁，站在招生办门口喊了一整天，无果而终。 三姐刘翠兰带着他去省城告状，走之前，四个姐姐把家里最后一只老母鸡杀了，给他炖了一碗汤，让他补补身体。 大姐说，光明，你去找个说理的地方。 咱爹妈走得早，四个姐姐没本事，就指望你读书出人头地。 你读书那么认真，先前成绩也好，没道理才考三百一十二分。 后来，市里也好，省城也好，信访办的人把材料收了，说会查。 等了三个月，没回音。 又去，材料找不到了，让重新填。 填了，又等。 等到第二年开春，他收到一封信，信上盖着公章，四行铅字，经查，无误。 大姐和三姐把那封信翻来覆去看了七八遍，没有说话了，蹲在门槛上，拿袖子捂着脸哭。 二姐没来，因为本来在砖厂上班的二姐夫，被莫名的辞退了，她得多做杂工养家。 四姐也没来。 她本来在镇上小学代课的，结果校长跟她说，不用再来了，也只能抓紧出去找活干。 所以，刘光明没再找了，索性去了南边的砖厂打工。 搬砖，和泥，一天一块二。 手上的茧磨了一层又一层，指甲缝里的红砖灰洗不完。 后来，砖厂干了三年，又去了矿上。 矿上塌过一次方，他被埋了四个小时，挖出来的时候左腿骨折，在床上躺了半年。 三十岁那年，经人介绍，娶了隔壁村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女人带着个四岁的男孩。日子凑合着过，没好过，也没散。 四十岁的时候，那女人走了。 不是死了，是跟一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走了。 走之前把家里的存折和他藏在枕头底下的八百块钱全卷走了。 顶替的事，最终还是家里人发现的，还是纯属巧合。 三姐做杂工，偶然听见闲言蜚语：“这教育局局长陈德福，怎么就这个水平？” “不知道啊，听说人家当年高考，超常发挥了一两百分呢！”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他是顶替......” “别乱说，等下给你抓起来！” 正好当时社会上报道了一个高考顶替的事件，三姐一下子就警惕起来了。 随后四个姐姐对了对，决定要告诉刘光明。 就这样，四个老的老，病的病，六十多岁的人了，连夜打车到刘光明打工的城市。 大姐拉着他的手，浑身发抖。 “光明，你.....你的命，搞不好，是被人偷了啊。” 随后，自然便是再次上访，打官司。 可哪有那么容易。 陈德福背后站着一整个系统。 他爹陈建国虽然退了休，但经营几十年的关系网还在。 第一次去县法院，材料被退回来三次，理由不是少了这个材料，就是那个材料不合格。 哪里不合格，反正就不说。 第二次找了律师，律师调查取证的时候，两个穿皮夹克的中年男人直接找到了他打工的工地。 “刘光明啊，过去的事就别翻了。翻出来对谁都没好处。” 其中一个把一个牛皮信封拍在他面前。 “这里面二十万，你拿着，回老家盖个房子，好好过日子。” 二十万。 他搬了三十年砖，下了三年矿，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他看了那个信封三秒钟，退了回去。 “我的人生值多少钱，你们算不出来。” 那人笑了，收起信封，临走撂下一句话。 “你想清楚了。你那几个姐姐，孩子都在本地上学呢。” 第二天，四姐刘翠英家的门上被人泼了红漆。 第三天，大姐家的玻璃半夜被砸碎了。 四个姐姐没一个退缩。 大姐说：“光明，你告。砸了再装，泼了再刷。咱爹妈在地底下看着呢，这辈子不能白让人欺负。” 官司打了一年零四个月。 换了三个律师，跑了十一趟省城，大姐住了两次院。 直到省里督办组介入，案子才真正动了起来。 今天，判决下来了。 刘光明坐在原告席上，听着法槌一声一声落下，眼泪也随之流下。 正义来了。 但是迟了三十年。 十八岁的少年，本该走进大学校门，本该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本该让四个姐姐享福，本该过上另一种人生。 那种人生，被人偷走了。 偷走的人穿着他的学历，住着他该住的房子，领着他该领的工资，活着他该活的命。 而他，在砖厂搬了三十年砖，在矿井里差点丢了命，被女人卷了全部家当跑了，五十三岁满头白发，孤身一人。 法律还了他一个公道，但没人能还他一个人生。 眼泪流干了，他忽然觉得天旋地转。 胸口一阵剧痛，呼吸突然接不上来。 旁边的律师正在整理文件，余光瞥见刘光明的身子往一侧歪。 “刘叔？” 律师伸手去扶，发现不对。 这分明，整个人都瘫软了！ “来人啊！叫救护车！“ “没心跳了！谁会心肺复苏？快！” 顿时，法庭一片混乱。 法警在维持秩序，有人在打120，有人在喊让开让开。 这一切，刘光明都听不到了。 不过，他听到了别的声音。 是近处的鸡叫，远处的狗在叫。 刘光明猛地睁开眼。 头顶是一片发黑的木梁，梁上挂着蜘蛛网。 左边墙上贴着报纸，报纸泛黄卷边，上面印着“坚持改革开放”几个大字。 突然，门外传来脚步声，然后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嗓门。 “光明！起了没？明天就高考了，给你煮了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