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副总统官邸。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傍晚。 加纳是在国会山的办公室里听到消息的。 他没有去纽约，罗斯福没有邀请他。他们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单独说过话了，上一次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两个人关于税收政策的争论以加纳摔门而出告终。 从那天起，副总统办公室的电话就很少响了。 秘书推门进来的时候，加纳正在看一份关于农业补贴的报告。 “副总统先生，出事了。”秘书的声音压得很低。 “什么事？” “总统在纽约遇刺。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刚结束的时候。枪手从远处开枪，总统中弹，已经送往医院。伤势不明。” “消息确认了吗？” “确认了。美联社已经发稿。白宫新闻办公室刚刚发布了简短声明。” 加纳站起来，走到窗前。他把手背在身后，手指互相攥着，指节泛白。 他的脑子里在想“如果罗斯福死了之后，我怎么办”。 “副总统先生，您要不要去医院？” 加纳转过身，看着秘书。 “我去干什么？我又不是医生。” 秘书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他跟了加纳快十年了，从副总统竞选到上任，从新政初期的蜜月到如今的形同陌路。 他知道加纳和罗斯福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你先出去吧。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秘书走了出去。门关上了。加纳一个人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暮色。 他想起了几个月前的那个下午。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罗斯福坐在轮椅上，背后是那扇朝南的窗户，阳光从他的肩膀后面照过来，把他的脸隐在一片逆光的阴影中。 加纳站在办公桌前面，双手撑在桌沿上，俯身看着罗斯福。 “富兰克林，你不能再加税了。富人已经快被你榨干了。你再加，他们就不投资了。不投资，工厂就关门。工厂关门，工人就失业。工人失业，你的新政就完蛋了。” “约翰，富人不会不投资的。他们有的是钱。我只是让他们多出一点。一点而已。” “一点？百分之九十五的超额利润税，这叫一点？” 罗斯福看着加纳。 “约翰，你知道底特律的工人一个月挣多少钱吗？你知道芝加哥的钢铁工人一天站多少个小时吗？你知道克利夫兰的机械师退休之后能拿到多少养老金吗？你不知道。你只关心你的得克萨斯朋友，你的石油大亨，你的银行家。” 这时，加纳的门被敲响了。 “进来。” 幕僚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刚从白宫传来的简报。 “副总统先生，白宫的消息。总统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子弹从胸部穿过，没有伤及心脏和主要血管。手术很成功。 但医生说总统还在昏迷当中，苏醒的时间未定。” “脱离危险了？” “脱离了，但医生说什么时候醒过来是最大的问题。” 加纳坐下来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他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很小，小到几乎听不见。 那个声音在说：“你失望了。”他不想承认，但他知道那个声音是真的。 不是希望罗斯福死，是希望那个压在他身上的大山能轻一点。 罗斯福不死，山就不会轻。不是罗斯福在压他，是制度在压他。 副总统是备胎，是影子，是抽屉里的文件。总统在，副总统就是摆设。总统不在，副总统就是靶子。 幕僚没有走。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 “副总统先生，还有一件事。日本人的事，您知道吗？” 加纳睁开眼睛。“什么事？” “总统和日本人的谈判。用资源换日本陆军。消息还没有公开，但已经有人在传了。如果总统真的出了事，这个消息会在第一时间被爆出来。到那时候，谁在台上，谁就是替罪羊。” 加纳的手在椅子的扶手上攥紧了。 “我反对过。我告诉过他，日本人不能来。 他不听。他说"利益比友谊更可靠"。利益？日本人的利益是什么？是把美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他不懂，他以为日本人会乖乖地拿了资源，打完仗，就回日本。他不会走。 日本人是狼，你喂他肉，他记住了你的味道，下次来，不是要肉，是要你的命。” “你说，如果罗斯福死了，日本人这件事爆出来——谁背锅？” 幕僚沉默了片刻。 “您。 因为您是副总统。 如果总统死了，您就是总统。 在您任期内爆出来的事，就是您的事。不是罗斯福的事，不是国会的事，是您的事。 美国人民不会问"这件事是谁干的"，他们会问"这件事是谁在任的时候被爆出来的"。谁在任，谁负责。” 加纳转过身，看着幕僚。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希望他活着？” “您已经在希望他活着了。 他活着，您就不用替他背锅。” “你说，罗斯福知道我恨他吗？” 幕僚低下头。 “他知道。但他不在乎。” “你说得对，他不在乎。 他从来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有他自己。 他的新政，他的连任，他的战争。 我们这些人，在他眼里，只是棋子。 需要的时候，拿来用，不需要的时候，就扔在一边。 我看他不需要副总统，他只需要一个签名机器。 我替他签了多少文件？他看过一眼吗？” 一边说着，加纳一边走到门口，拉开门。 “去医院吧。” 幕僚跟在他身后，没有说话。 医院，特护病房外。晚九时。 走廊里的灯光惨白，照在浅绿色的墙壁上，把整条走廊照得像一条没有尽头的隧道。 尽头是两扇紧闭的门，门后那张床上躺着的、胸口缠着绷带、嘴唇发紫、眼睛紧闭的正是罗斯福。 医生从里面出来过一次，说了几句话，又进去了。 “总统目前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子弹从他的左胸穿入，从后背穿出，弹道距离心脏不到两厘米。 失血过多，虽然输血及时，但大脑在短时间内经历了缺血缺氧。 我们无法确定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也无法确定——他醒过来之后，会不会有后遗症。” 霍普金斯站在走廊的窗前，他的手里攥着一份刚从白宫转来的文件，文件上印着“绝密”字样，里面的内容是罗斯福中弹，生死不明。 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下去，副总统加纳将根据宪法代理总统职务。 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站在他旁边，双手插在裤兜里，背靠着墙壁。 他的脸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苍白，他是罗斯福最忠诚的内阁成员之一，从新政一开始就跟着他，经历过无数次国会斗争、最高法院危机和党内反叛。 “哈里，我们不能让加纳上台。”伊克斯的声音很低。 霍普金斯转过身，看着伊克斯。 “哈罗德，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宪法在那里，总统继任法在那里。如果总统醒不过来，加纳就是总统。 不是我们想不想，是法律规定的。” 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站在走廊的另一端，双手抱在胸前。她是内阁中唯一的女性，也是罗斯福最信任的人之一。 “加纳反对总统的一切。他反对财政赤字，反对富人税，反对社会保障，反对我们过去四年做成的一切。如果他上台，他会把新政一条一条地拆掉。 他会和国会里的保守派联手，把我们的成果全部推翻。” 霍普金斯看着她，没有说话。 他知道她说的是事实。加纳和罗斯福之间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 从副总统人选确定的那一天起，裂痕就在。加纳是得克萨斯人，是保守派民主党人，是南方势力在白宫的代表。 罗斯福用他，是为了平衡党内派系，是为了争取南方选民的支持。但平衡从来不是稳定的，平衡是走钢丝。 钢丝断了，两边都要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