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上的画面终于停了。 定格在石阶上那摊暗色的血迹。放映室里的灯亮起来，惨白的光照在每个人脸上。 韦格纳重新站起来。他走上台，站在银幕前，面对所有人。 他拿起桌上那份文件夹，翻了几页，放下，抬起头。他的眼睛有些泛红， “弗里茨·施耐德，二十四岁，柏林农业大学毕业。 一九三四年自愿报名参加非洲支教项目，在乌班吉沙立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 他负责推广新式耕作技术，改良木薯品种。 当地农民管他叫那个爱笑的德国小伙子。” “汉斯·韦伯，三十二岁，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毕业，曾在“人民团结”机械厂工作。 一九三四年和弗里茨一起去的非洲。” “经确认，弗里茨同志已经牺牲了。 汉斯同志还被关在那个林子里，那帮人手里。” 韦格纳的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脸。 “你们刚才都看见了，听见了。 那个叫萨莱的人说，他读过我的书，读过马克思，读过列宁。 他说，书里写的那些道理，在非洲行不通。” 他的声音突然拔高。 “书里写的道理，在哪儿都行得通。 行不通的不是道理，是他的脑子。 他想在非洲建立一个纯黑人的国家。他连自己脚下的土地有多少种人、多少种语言、多少种信仰都搞不清楚，就敢说自己是这片土地唯一的救世主。 他烧了人民委员会的粮仓，抢了合作社的卡车，打伤了我们的干部，杀害了我们的同志——然后告诉我，他是在解放非洲。” 韦格纳的手按在桌上，指节发白。 “这种人不是革命者。 他们是土匪，是暴徒，是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是混在独立运动里的害虫。 他们不配谈非洲，不配谈社会主义，不配谈解放。” 韦格纳有些说不下去了。 施密特站起来，走到台边，轻轻按了一下韦格纳的手臂。 韦格纳没有挣开，站在那里了几秒，然后退后半步，让出了话筒。 施密特没有长篇大论，只说了一句话：“同志们，先放一放。” 韦格纳转身走下了台。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而是从侧门走了出去。 放映室里安静了片刻。 克朗茨站了起来，椅子腿刮过地板的声音像一声闷雷。他走到台前，没有拿话筒，声音大得整个房间都在震。 “同志们，我不绕弯子。 这两个同志，是我们的同志。 我们的同志死在非洲，我们不能让他们白死。 那个叫什么萨莱的，还有他手底下那帮人，必须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我建议： 中央下令出兵。 找到那帮人的老巢，救出被俘的同志，把这群祸害连根拔起，一个不留。 法国同志那边，我们会协调的。” 见半天没有人说话。 克朗茨等了十几秒，正要开口，台尔曼站了起来。 “克朗茨同志，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出兵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拍桌子就能决定的。 要评估敌情、地形、气候、后勤，要考虑法国方面的态度，要考虑国际舆论。 主席还没有表态，你这么做不是在逼他表态吗？” 克朗茨的脸色很难看。 他想反驳，但台尔曼说的是对的，他反驳不了。 他站在那里，拳头攥了又松，松了又攥。 最后他一拳砸在桌上，转身大步走出了放映室。 袭击发生后的第五天，消息传遍了整个乌班吉沙立。 到第五天早上，班吉人民委员会大楼门前已经站满了人。 第一批来的人不多。 十几个农民，扛着锄头、砍刀，从北边走了整整一夜。 他们站在门口，不说话，只是站在那里，望着门楣上那面褪色的红旗。 门卫认出了领头的那个人，是姆班吉附近一个合作社的副主任，袭击发生那天他不在村里，躲过了一劫。 但他的两个侄子都在袭击中受了伤，一个还在医院躺着，另一个被抢走了，下落不明。 “你们这是……” 门卫不知道该说什么。 “等人。” 那个副主任只说了两个字。 人越来越多。 从北边来的，从西边来的，从沿着乌班吉河往下游走了一夜赶来的。 有农民，有工人，有教师，有学生，有合作社的社员，有人民委员会的基层干部。 有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有人围着色彩鲜艳的腰布，有人光着膀子只披一块旧布。 恩加伊在二楼办公室的窗前看见楼下那片黑压压的人群在烈日下沉默地攒动，他看见人群中那些熟悉的面孔——合作社的社长、农技站的辅导员、小学的校长、医院的护士。 他们都是平时开会时坐在后排、很少发言、但每次分配任务都完成得最踏实的人。 “走吧，下去。” 恩加伊转身走出办公室。 门开了。恩加伊站在台阶上，烈日晒得他眯起了眼。 人群微微骚动了一下，又安静下来。 那个从北边来的合作社副主任走上前，在台阶下站住，仰头望着恩加伊。 “恩加伊同志。”他开口了， “我是来讨个说法的。 那些人——烧粮仓的那些人——他们是不是还在林子里？” “是。” “他们手里是不是还有我们的同志？” “是。” “他们是不是还要继续这么干？ 烧我们的粮仓，抢我们的卡车，打我们的人？” 副主任也不等恩加伊回答，自顾自地接着说了下去。 “恩加伊同志，我叫穆萨，你在姆班吉开过三次会，我每次都去了。 你讲土地改革，我信了； 你讲合作社，我信了； 你讲社会主义，我信了。 为什么？ 因为我亲眼看见了——路修了，学校建了，医院开了，我们的孩子能吃上饭了、能穿上鞋了。 这些是你们带来的。所以我相信你们。” “但那些人他们不是来帮我们的。 他们是在害我们。 他们烧了我们的粮仓，他们抢了我们的卡车，他们打伤了我们的同志，有的同志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 那些人说，他们是要“解放”我们。 解放什么？我们从法国人手里解放出来，不是为了换一伙强盗来骑在我们头上。 他们想让我们回到过去——回到那种男人给白人扛活、女人给白人洗衣服、孩子在泥地里打滚的日子。 他们不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他们只想让自己在非洲大地上有话语权。 我们不想回到那个日子。我们不愿意。” “恩加伊同志，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你——你们还管不管我们了？ 你们还管不管这片土地了？ 如果你们不管，我们自己来。 那些人不让我们活，我们也不让他们活。” 人群骚动起来。 有人应和，有人哭泣。 恩加伊站在台阶上，他的目光从穆萨脸上移开，扫过人群。 他看见了那些熟悉的面孔，也看见了一些陌生的面孔。 人群中有人在看他的反应。 那种目光他不是第一次见——在法国读书时，在巴黎的街头，那些被警察驱赶的罢工工人看他的眼神就是这样的。 但他不是警察。 他们是人民委员会的干部，他们说好了要为人民服务的。 现在人民站在他面前问他——你还管不管我们？ “穆萨同志。”恩加伊终于开口了， “你问我还管不管你们。 我的回答是： 管。管到底。” “那些人不是来解放你们的，他们是来毁掉你们的。 他们的手里没有我们的未来，只有森林里的那些枪。 他们以为靠几把老掉牙的步枪就能把社会主义从这片土地上赶走，他们错了。” “我问你，穆萨同学。你信不信韦格纳同志的话？” “信。” “你信不信我们党的话？” “信。” “那你就信我这一次。 那些人，一个都跑不掉。 他们的罪，必须清算。 不是因为你在这里求我，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规矩变了。 不是谁有枪谁说了算，是人民说了算。 我们是人民选出来的，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替你们做这个主。” 恩加伊抬起右臂握紧拳头。 “给我一点时间，我给一个答复。一个月，最多一个月。 到时候，要么他们投降，要么他们消失。 我说话算话。” 人群中，穆萨第一个举起了拳头，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无数个拳头举过头顶。 恩加伊站在台阶上，拳头举着，一动不动。 太阳沉到地平线以下去了。人群开始缓缓散去，三三两两，扶老携幼，消失在班吉渐渐浓重的暮色中。 穆萨是最后一个走的。他转过身，走了几步又停下，回头望了一眼恩加伊。 “恩加伊同志。” “嗯？” “我们等你。” 他走了。 恩加伊站在空荡荡的台阶上。 远处，最后几缕晚霞正在消退。他想起穆萨说的那句话——那些人是来抢我们不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他们不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他们只想让自己有话语权。 穆萨说得对，那些人不是革命者，是土匪。 他们打完了仗，就会开始抢、开始分、开始内斗，然后变成新的军阀、新的酋长、新的殖民者。 他们不会建设社会主义，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只知道自己想当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