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十月，柏林，人民观察家报社。 默克尔听完雅恩的汇报，拿起桌上那封韦斯特曼的来信，又看了一遍。 那些愤怒的句子，那些控诉的文字，那些精心描写的“苦难”，此刻看起来就是一场精心编织的谎言。 “写吧。”他转过身。“你们两个同志负责把真相写出来。” 雅恩和赫泽曼连夜赶稿。 赫泽曼执笔，雅恩在旁边补充细节。 写完稿子，天已经快亮了。 雅恩从包里掏出他和赫泽曼拍的十几张照片。 招待所的房间，食堂的饭菜，村里的街道，田里的拖拉机，老妇人坐在门口晒太阳的样子。 他把胶卷冲洗出来，一张一张地看。那些照片在暗红色的灯光下渐渐显影，就像真相一点点浮出水面。 “选几张最好的，配着发。”默克尔说。 十月三日清晨，柏林。报童的喊声穿透了薄雾。 “《人民观察家报》！下乡作家虚构事实抹黑新农村！” “记者实地调查，照片为证！诺伊多夫村真相大白！” “人民监察委员会介入调查！造谣者将依法严惩！” 韦斯特曼是被报童的喊声吵醒的。 他昨晚喝了太多酒，头还在疼。 他摸索着穿上衣服，走到门口，从地上捡起那份从门缝塞进来的报纸。头版头条，通栏标题。 他的文章，他的照片，他的名字。韦斯特曼揉了揉眼睛，又看了一遍。 头版上印着两张照片，并排摆着。 一张是他写的“废弃的仓库”——可配图却是村里的招待所，二层小楼，白墙红瓦，窗户明亮。 另一张是他写的“牛棚”——配图是村里的新房，整整齐齐的一排，门口停着摩托车。 照片下面写着：诺伊多夫村实景，记者摄于一九三二年九月。他的脸一下子白了。 韦斯特曼翻到内页，第三版。 那里登着他文章的部分段落，用引号标出，旁边是记者的调查。 他写“房子是土坯的，墙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 记者写：村里二百三十户，全部住进新房，红瓦白墙，统一规划，国家补贴百分之三十。 他写“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收音机”。 记者写：全村通电三年，户户通自来水，家家有收音机。 他写“农民住的是牛棚，睡的是稻草，吃的是发霉的黑面包”。 记者写：人均住房面积二十平方米，主粮自给有余，去年全村购进摩托车十五辆，小汽车一辆。 他写“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废弃的仓库，墙上裂着缝，屋顶漏着雨”。 记者写：村招待所去年新建，雅恩和克劳泽同志亲身体验，房间干净整洁，被褥干燥温暖。 他写“他们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让我休息”。 记者写：食堂每日按时供应三餐，韦斯特曼同志因吃不惯，村里还多次单独为他改善伙食。 他写“那些农民表面客气，背地里嘲笑你”。 记者写：费曼同志手把手教他使锹，老妇人多次给他送番茄。临走时还送他一篮子番茄路上吃。 文章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韦斯特曼同志的文章，通篇充满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恶意歪曲。 他将党的政策污蔑为“迫害”，将知识分子的自觉锻炼污蔑为“驯服”，将农民同志的淳朴热情污蔑为“虚伪”。 其文笔越精彩，其用心越险恶。 一个作家，何以对自己的所见所闻如此熟视无睹？ 何以对农民同志的善意如此冷漠？ 何以对国家的政策如此仇恨？他笔下的“真相”，不过是他内心的投射。 他写的不是诺伊多夫村，是他自己。 目前，韦斯特曼同志的文章已转交人民监察委员会。我们相信，法律的公正将会给出一个负责任的答案。” 韦斯特曼的手开始发抖。他放下报纸，走到窗前。街上人来人往，报童还在喊。 有人买了报纸，站在街边就看。有人指着报纸议论纷纷。他听见有人在念他的名字，有人在笑。 他关上窗户，拉上窗帘。他走到桌前，想打电话。 打给谁？那些朋友，那些夸他勇敢的人，那些说他会成为英雄的人。他拿起听筒，又放下。 他想起库尔特，想起费曼，想起老妇人，想起那些番茄。 他想起费曼说的话：“累也值了。”他想起自己写的那些话——“他们不把你当人，只把你当笑话。”他闭上眼睛，想把这些念头甩开。 但它们像钉子一样钉在脑子里，拔不出来。 韦斯特曼的家门被敲响了，他惨白着脸走到门口，打开门。 门外站着两个人，穿着公安的制服。一个同志出示了一张纸。“韦斯特曼同志？” 他点点头。 “你因涉嫌捏造事实、诽谤国家政策、损害社会主义声誉，现依法对你进行调查。请你配合。” 韦斯特曼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他想起自己写的那篇文章，想起那些句子，那些他精心雕琢的句子。他想起自己把它投进邮筒时的得意。他想起那些即将到来的掌声。 现在，什么也没有了。 另一个同志从腰间取出一副手铐。旁边的警察摇了摇头，示意不用。 韦斯特曼站在门口，看着那副手铐被收回去。他不知道自己该庆幸还是该害怕。 他只知道，他的一切都完了。 “走吧。” 韦斯特曼跟着警察走出门，走下楼梯，走出公寓。 街上有人认出了他，指着他，交头接耳。他低下头，快步走向那辆停在路边的警车。 车门开了，他钻进去，坐在后排。车窗外，那些指指点点的人还在看。 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韦格纳坐在办公桌前，正读着《人民观察家报》。 今天这份报纸，韦格纳看得格外仔细。 头版头条的标题用了他很少见到的字号——“下乡作家虚构事实抹黑新农村”。 正读着呢，门就被敲响了。施密特走进来，手里也拿着一份同样的报纸。 “主席，您看到了？” 韦格纳点点头。“看到了。” 施密特在他对面坐下。 “这个韦斯特曼，写的那篇文章，我们昨天就截获了。 还没等我们动手，报社的同志们自己就去调查了。 雅恩和赫泽曼，两个记者同志，连夜赶到诺伊多夫村，拍了照片，找了证人，写了这篇报道。” 韦格纳拿起报纸，又看了一眼那两张照片。“这两个同志做得很好。” 施密特说： “目前，人民监察委员会已经介入。韦斯特曼今天早上被公安的同志们带走了。他的那篇文章，还没来得及在别的报纸上发表。” 韦格纳放下报纸。“施密特同志，你说，这种人，多不多？” 施密特想了想。 “不多。但也不是没有。有些人，总觉得知识分子高人一等。 让他们下乡劳动，就觉得是迫害。 让他们和工农结合，就觉得是驯服。 他们以为自己坐在书房里写几篇文章，就是为人民服务了。 他们不知道，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是那些在田里弯腰的同志们。” 韦格纳站起身， “是啊，你看，外面那些同志们。他们不是不知道累，不是不知道苦。 但他们知道，累也值了，苦也值了。因为他们看得见生活是奔头的。” “可韦斯特曼看不见。我看啊，他的眼睛是不太灵光了嘛。” 施密特点点头。 “报社的同志们，这次做得漂亮。 没有拖延，自己去调查，自己写稿，自己发。等我们知道的时候，报纸已经印出来了。” 韦格纳笑了。 “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制度，已经不需要事事都靠上面推动。 下面的同志们，自己就能发现问题，自己就能解决问题。 一个作家写文章抹黑农村，报社的记者自己去调查，把真相写出来，交给人民评判。这很不错。” 他走回桌前，坐下。“那个韦斯特曼，怎么处理？” 施密特说：“人民监察委员会会依法调查。捏造事实，诽谤政策，损害声誉——这几条，够他喝一壶的。” 韦格纳想了想。 “处理是要处理。但不要搞成运动。他一个人写文章，不代表所有知识分子。 他一个人犯了错，不代表所有下乡的人都有问题。该教育的教育，该惩罚的惩罚。 别扩大，别株连。” 施密特点点头。“明白。” 韦格纳又拿起那份报纸，看了一遍那篇调查报道。“雅恩和赫泽曼，这两个同志，要表扬。 真相是什么，就写什么。好就是好，坏就是坏。 不因为有人骂政策，就把好的写成坏的。也不因为有人夸政策，就把坏的写成好的。” 施密特说：“我让报社给他们记功。” 韦格纳摇摇头。 “记功是一定的，还要让他们继续干。该调查调查，该写稿写稿，保持住这种优良的作风。” 施密特站起身。“那韦斯特曼的事，您还有什么指示？” 韦格纳想了想。 “告诉人民监察委员会，依法办理。也告诉他们，韦斯特曼不是敌人。他是犯了错的知识分子。犯错，就要认错。认了错，改了，还是我们的同志嘛。” “这样吧，你去帮我传一个口信，如果韦斯特曼愿意，可以再让他去一次诺伊多夫村。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文章是他写出来的，那这道歉不也是应该由他自己去做的事情嘛！” 施密特点点头，转身走了。 韦格纳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又拿起那份报纸，笑了。 像韦斯特曼这样的人，在这个国家，已经掀不起什么浪花了。 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韦格纳放下报纸，拿起笔，开始了他的工作。 窗外，柏林十月的阳光，照在那份报纸上，照在那两张照片上。一张是招待所的房间，一张是村里的新房。 韦格纳低下头，继续批文件。嘴角还带着一丝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