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韦格纳站在窗前已经很久了。 办公桌上摊着台尔曼从林茨发回的加密电报。 十六开纸，三页，密密麻麻的小字。 这是专线密电，仅供最高决策层即时掌握核心案情。 韦格纳已经读了三遍。 看着看着，韦格纳就想起了1923年的秋天。 那时他刚从柏林党校的讲台上走下来，在走廊里遇见一个从林茨来的学员。 那人削瘦，沉默，话极少。 韦格纳和他在走廊上聊了不到十分钟。 那人说自己是个工人，父亲死在战壕里，革命后当了干部，总觉得做得不够好，怕辜负那些把票投给他的工友。 那人叫约瑟夫·迈尔。 六年过去了，迈尔还在林茨，一栋破公寓，一张租来的公房配给书桌，日复一日地批文件、下基层、排队吃食堂。 他把每一份技改审批单都读三遍，查出了旧贵族儿子的物资盗卖网络。 他用自己的血在那栋大楼的地板上签了名。 韦格纳转身，走回办公桌后坐下。 “施密特同志到了吗？” 诺依曼立刻回答：“刚到。” “那就请他进来吧。” 施密特进门时带着厚厚一摞文件。 他永远这样——任何会议、任何谈话、哪怕只是临时召见的十分钟面谈，他都会准备好与议题相关的所有资料。 韦格纳有时想，如果某天自己只是叫他来聊聊天气，施密特大概也能从公文包里抽出去年柏林全年降水量统计表。 “主席。”施密特在韦格纳对面坐下，将文件放在膝头。 韦格纳把那三页电报推过去。 “林茨。台尔曼刚发回的。你先看。” 施密特接过电报开始阅读。 三页读完。施密特把电报轻轻放回桌面，食指在其中一段下划过的位置停留了片刻。 那是克劳斯供述中关于他兄长汉斯·冯·艾兴多夫的部分： “……穿上共和国的制服，说共和国的套话，在共和国的办公室里一步步往上爬。 父亲提供他那些旧时代的人脉网络，汉斯负责在体制内寻找缝隙……” “这个问题比林茨更大。” 施密特说道。 韦格纳没有说话，等他继续。 “冯·艾兴多夫处长不是个例。 1923年德奥合并后，我们对原奥地利地区旧行政体系采取的是“留用审查、分批改造”方针。 大批旧职员经过短期政治培训后重新上岗，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中高级技术官僚——至今仍在重要岗位。 冯·艾兴多夫在机械工业部主管技改物资审批，四年时间批出六十万马克盗卖额度。 这不是他一个人能做到的。” 他从膝头的文件夹里抽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材料，轻轻放在电报旁边。 “国家监察与总政治部过去两年在原奥地利地区共查处处级以上职务犯罪案件四十七起，其中三十一起涉及旧留用人员或其亲属。 罪名包括贪污、受贿、盗卖国有物资、包庇反革命、泄露国家机密。 在这些案件中，有十九起存在明确的体制内外勾结特征——即旧势力提供资金和人脉，被腐蚀的干部提供审批权限和政策缝隙。” “你对冯·艾兴多夫处长这个级别的涉案人员，有什么处理意见？” 韦格纳想了想问到。 “依法处理即可。”施密特的回答简短，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反贪污贿赂法、危害国家安全罪专章，都有明确量刑标准。物资盗卖案值超过五十万马克，勾结境外势力，包庇家属参与反革命武装袭击——三条并罚，足够判处二十五年以上监禁。” “二十五年。”韦格纳重复。 “如果迈尔同志没有抢救过来，”施密特平静地补充， “可以适用死刑条款。” 韦格纳没有接这个话。他沉默了几秒。 “我是问你个人的看法，不是法律条文。” 施密特也沉默了。 “我个人认为，” 半晌，他终于说， “此案必须从重、从快、从严。 这类体制内缝隙如果不彻底封堵，它会像蛀虫一样从内部掏空整座大厦。 冯·艾兴多夫处长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但只要让他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让所有仍在观望、仍在犹豫、仍在心存侥幸的人看清楚： 触碰红线的成本，远远高于他们可能获得的任何收益——这个缺口，就能被堵上。” 他顿了顿。 “至于那些“缝隙”本身——审批流程的漏洞、监督机制的空转、干部考察的表面化——这是更长期的工程。 我在准备一份系统性的改革方案，但需要至少三个月才能完稿。” 韦格纳点了点头。 “那个老男爵呢？”韦格纳问， “弗里德里希·冯·艾兴多夫。七十一岁，二十年如一日资助反革命、组织地下网络、培养儿子充当黑手套。他才是这个案子的总根。” “包庇、窝藏、资助反革命暴力犯罪，组织地下保皇势力，非法持有武器，与境外敌特势力勾结。 任何一条都够判无期。数罪并罚，可以判死刑。”施密特顿了顿， “但我建议不立即宣判死刑。” “哦？” 韦格纳抬起眼。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详细说说。” “他七十一岁，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 羁押所体检报告显示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即使判了死刑，走完上诉程序也未必能活到执行。” 施密特平静地说，“更重要的是，活着的男爵比死了的男爵更有价值。” “怎么说？” “他在旧奥地利贵族圈子里人脉很深，过去二十年结识的遗老遗少遍布德语区。 这些人在1918年革命后失去特权，大部分蛰伏，少部分像他一样转入地下活动。 我们对这个网络的掌握还很有限。 一个活着的冯·艾兴多夫，可以作为我们下一步工作的突破口。” 韦格纳沉默片刻。 “他会开口吗？” “那就要相信办案同志们的智慧了不是吗？” 施密特笑着说，韦格纳则把话题收回来。 “林茨案基本清晰了。 老男爵是总根，长子是体制内腐败节点，幼子是武装执行层，意大利人是外部技术支援，慕尼黑和维也纳的保皇党人是资金和人脉网络的上游。 这像一个剖面，把旧势力在新政权下的生存形态完整地切开了。” 他停顿。 “问题是，这样的剖面，全国还有多少个？” 施密特没有回答。他从膝头的文件夹里抽出第二份材料，放在桌上。 这份比第一份更厚。封面上没有标题，只有一个编号：GZ-1929-07。 韦格纳打开。 第一页是一张统计表。表格里是1927年以来国家监察与总政治部在全国范围内查处的“具有旧政权背景之职务犯罪案件”数据。 数字很详细：涉案人数、职级分布、地域分布、罪名分类、量刑结果。 韦格纳没有看数字。他看的是表格最下面一行。 那是一行空白。空白的上面写着：“待系统排查之潜在风险岗位预估”。 施密特的声音在对面响起，一如既往地平稳。 “林茨案给我们提了个醒。1923年德奥合并时留用的旧行政人员，目前仍有相当数量在原奥地利地区各级机关任职。 他们的政治审查在合并初期进行过一次，但那次审查主要针对显性的保皇党身份、反党嫌疑、战争罪行——对于隐性腐蚀的筛查能力有限。” 他顿了顿。 “过去六年，这些人中的一部分通过业务能力、资历积累、人际关系网络逐步晋升，有的已经进入处级、局级领导岗位。 冯·艾兴多夫处长是其中一个剖面。他不是唯一的。” 韦格纳把那份统计表翻到最后一页。 “待系统排查之潜在风险岗位预估”。 他抬起头。 “你估算有多少？” 施密特报出一个数字。 韦格纳沉默了几秒。这个数字比他预期的略高，但在他能接受的范围内。 “这次大会结束之后，”韦格纳说，“我需要一次全国范围的党员队伍摸底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