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批教官的身份都是保密的，他们以“中央飞机制造公司”雇员的名义来华。 名义上是技术顾问，实际上是来教龙国飞行员怎么飞P-40、怎么跟日本人打空战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批教官名单里，一个名字引起了苏杭的注意——陈纳德。 克莱尔·李·陈纳德，镁国陆军航空队退役上尉。他早在1937年就来过龙国，被宋美龄聘为龙国空军顾问。 陈纳德是个空战战术专家，对双机编队战术和俯冲攻击战术有很深的研究。他主张战斗机应该主动出击、寻找战机，而不是被动地等着敌人来轰炸。 这种战术思想在当时的美军内部都算是激进的，但陈纳德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亲自验证过这套打法的效果。 1938年他去了昆明筹办航校，专门训练龙国飞行员。1940年国民政府把夺回制空权的重任交给了他。 苏杭看到陈纳德的名字，心里踏实了不少。这个人懂空战，懂龙国战场，更重要的是，他愿意来龙国帮助自己，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飞机有了，教官有了，剩下的就是人了。 第一批三百名飞行员，苏杭早就挑选完毕了。这些人是从各部队和航校里层层选拔出来的尖子，身体条件、文化水平、反应速度都是最好的。他们在等飞机，等教官，等一个能带他们上天与日军血战一场，击败不可一世的日空军的人。 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三百个飞行员不难凑，难的是谁来统领他们。 苏杭心里有一个人选。 李向阳。 三月下旬的重庆，天气还带着寒意。苏杭在重庆的军委会委员办公室里收到了一份报告，看完之后坐了很久没动。报告上说，李向阳准备辞职了。 李向阳是中央航校第三期毕业的飞行教官。这个人话不多，技术好，带出来的学生一批又一批地上了前线。淞沪会战的时候他的学生上了天，南京保卫战的时候他的学生上了天，武汉会战的时候他的学生还是上了天。每一批学生走的时候他都站在跑道边上看着，等到飞机消失在天际线才转身回教室。 然后那些学生里，大部分的人再也没有回来。 李向阳没有哭过。他只是把那些学生的名字一个一个记在本子上，然后在每末尾写上一句话：“希望你我来世再续师生缘分，我最骄傲的学生。” 1940年的重庆空战，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一年的夏天，日军对重庆的轰炸越来越频繁。从五月到八月，几乎每隔几天就有日机编队从武汉和宜昌的机场起飞，越过三峡，直扑重庆。龙国空军能升空作战的飞机越来越少，飞行员也越来越少。 每次空战回来，总有人再也没有回来。 七月中旬的那一天，情报显示日军将有大规模空袭，第四飞行大队全体待命。李向阳站在机场上看着他的学生们登机，一共十二架飞机，十二个年轻人。他站在跑道边上朝他们挥手，像往常一样。 那天日军出动了三十六架轰炸机，在十三架新型战斗机的护航下飞临重庆上空。龙国空军起飞迎战的飞机性能全面落后于日军的新型战斗机，这注定是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赌上自己姓名的决死一战！ 空战在璧山上空展开，双方在五千至七千米的高度层缠斗了将近一个小时。 等战斗结束的时候，十二架飞机只回来了四架。 其余八架，有的在空中被击落，有的在迫降时坠毁，有的飞行员跳伞之后再也没有找到。十二个年轻人，阵亡六人，重伤两人。 李向阳站在跑道上，看着那四架伤痕累累的飞机一架一架降落。每一架降落之后，他都在等舱盖打开、等飞行员爬出来。第一架出来了两个，第二架出来了一个，第三架出来了一个，第四架——舱盖打开的时候，里面的飞行员，已经牺牲了。 李向阳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看着那架空着的飞机，看了很久。 当天夜里，他没有睡。他在宿舍里翻那本记满了名字的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翻，从淞沪到南京，从武汉到重庆，每一个名字下面都写着“已殉国”。他翻到最新的一页，把那六个新名字写上去，然后在下面写了一句话：“已殉国。” 第二天早上，日军又来了。 警报声在重庆上空响起的时候，李向阳从宿舍里快步走了出来。他走到机库前面，看到最后一架教练机还停在跑道上。那是一架老旧的教练机，没有武器，没有装甲，连速度都跑不过日军的任何一架战斗机。 同僚们拦住他，说那架飞机没法打仗，上去就是送死。周至柔也从指挥部赶了过来，劝他不要冲动。 李向阳没有说话。他走到教练机旁边，摸了摸机翼上的蒙皮，然后爬进了座舱。 发动机启动了。教练机滑上了跑道，在晨光中拉起机头，朝着日军机群的方向飞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的肘至柔与他的同僚们默默流下了眼泪。 大家伙都知道，李向阳这一去，恐怕很难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