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12月31日，维也纳 一年的最后一天。 维也纳下了一场大雪，从清晨一直下到傍晚，没有停过。雪积得很厚，把整座城市压得喘不过气来。马车陷在雪里，动弹不得；行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像一群在白色沙漠里挣扎的旅人。教堂的钟声在雪中变得沉闷，传不远，也传不久，敲几下就散了。 雅各布·科恩站在咖啡馆的窗前，看着外面的雪。 今天没有客人。不是因为他关门了——门开着，炉火烧得很旺，咖啡也煮好了。但没有人来。也许是因为雪太大了，也许是因为人们都待在家里，跟家人一起等待新年。他没有家人，但他有费伦茨，有保罗，有那台永远擦不完的杯子和那壶永远煮不甜的咖啡。 费伦茨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打盹。他的独臂搭在扶手上，头歪向一边，嘴巴微微张开，发出一阵阵轻微的鼾声。雅各布没有叫醒他。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兵，少了一只胳膊，跟了他这么多年，应该休息。 保罗今天没有来。修女让人带话说，孤儿院有一个孩子得了猩红热，全院隔离，任何人不得外出。雅各布让送信的人带回了一包药——他从药房买的，据说能退烧。他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好。 他站在窗前，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了的咖啡。 窗外，雪还在下。 他忽然想起五年前的今天。 1870年的新年夜，他一个人坐在这个房间里，给妹妹写信。那时米里亚姆已经死了三年，他还不会煮咖啡，咖啡馆还没盈利，费伦茨还没来。他坐在同一张椅子上，看着同一扇窗户，听着同样的钟声。 五年过去了。 什么都没变。又什么都变了。 他放下咖啡杯，走到柜台后面，打开抽屉。抽屉里有一叠信——那些从未寄出的、写给“陌生人”的信。他数了数，一共十七封。最早的一封是1871年写的，最新的一封是上个月写的。 他拿出最近的一封，展开，重读了一遍： “亲爱的陌生人： 今天保罗问我，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我说，为了问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答案对不对。但我想不出更好的。 如果你知道答案，请告诉我。 雅各布” 他把信折好，放回抽屉。 然后他拿出一张新的纸，开始写第十八封信。 “亲爱的陌生人： 今天是1875年的最后一天。雪很大。 我还在开咖啡馆。咖啡还是苦的。 但我活着。 这就够了。 新年快乐。 雅各布” 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但没有写 他把信封放在窗台上，压在一块石头下面。 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个人路过，看到这封信，捡起来，打开，读到里面的字。 也许永远不会。 但他写了。这就够了。 同一天，的里雅斯特。 莱奥站在炮台的围墙上，面朝大海。 雪没有下到的里雅斯特，但风很大。海面上波涛汹涌，浪头一个接一个地砸向礁石，溅起的泡沫被风吹到他的脸上，凉凉的，咸咸的。 他手里拿着一封信，是伊洛娜写来的。 “莱奥： 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我在报社加班，写一篇关于新年决议的稿子。其实没有人关心新年决议，人们只是需要一个借口，告诉自己"明年会更好"。 明年会更好吗？我不知道。 但我会努力让它更好。 你呢？你会努力吗？ 伊洛娜” 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我会的。”他对着海面说。 马蒂奇从营房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两杯酒。不是葡萄酒，是更烈的——一种克罗地亚特产的白兰地，叫“rakija”。他自己酿的，据说用了二十年陈酿的配方，但喝起来还是像酒精兑水。 “新年快乐，少尉。”马蒂奇递给他一杯。 “新年快乐，军士长。” 他们碰了杯，一饮而尽。rakija很烈，从喉咙烧到胃里，像吞了一口火。 “明年，”马蒂奇说，“我服役满二十一年了。可以退休了。” “你想退吗？” “想。但退了不知道去哪。” “回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马蒂奇看着海面，“我已经二十一年没回去了。那里的人，还认识我吗？” “认识。你是马蒂奇。你只有一只手。” 马蒂奇笑了。“对。一只手。他们不会忘记的。” 他们站在围墙上，喝着rakija，看着海面上的波涛。 “军士长，”莱奥说，“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教我擦炮、说克罗地亚语、看天气。谢谢你没让我变成一个只会写报告的军官。” 马蒂奇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本来就不是。你跟你父亲一样，是个疯子。” “也许吧。” “疯子好。疯子不会麻木。” 海风越来越大，吹得他们的军大衣猎猎作响。 远处的港口，一艘军舰正在鸣笛，声音在风中忽远忽近，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在呼喊。 同一天，布达佩斯。 伊洛娜没有回布达佩斯过年。她在维也纳，一个人待在公寓里，面前摊着一堆稿纸。 她在写贝尔塔的回忆录的补完部分。她写了贝尔塔的童年，写了贝尔塔如何自学成为一名记者，写了贝尔塔第一次发表文章时的激动，写了贝尔塔被骂“不知羞耻”时的沉默，写了贝尔塔咳血时依然坚持工作的固执。 她写得很快，几乎没有停顿。 写到最后一页时，她停下来，看着纸上那半句话——“我这一生，最遗憾的事是……” 她想了想，在下面补了一行字： “没有看到你成为一个真正的记者。但我看到了你的开始。这就够了。” 她放下笔，把稿纸摞好，放在桌上。 窗外的雪已经停了，但天空还是灰蒙蒙的，看不到星星。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吹散了房间里积攒了一整天的热气。 她深吸一口气，然后对着夜空说：“贝尔塔，新年快乐。” 没有回答。 但她觉得，贝尔塔听到了。 雅各布的咖啡馆里，钟敲了十二下。 旧的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来了。 费伦茨被钟声吵醒，揉了揉眼睛。“几点了？” “十二点。” “新年了？” “新年了。” 费伦茨站起来，走到柜台前，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你不喝？” “不喝。” “新年也不喝？” “不喝。” 费伦茨摇了摇头，自己喝了一杯。然后他又倒了一杯，放在柜台上。“这杯给保罗。等他长大了喝。” 雅各布看着那杯酒，没有说什么。 他走到门口，打开门，看着外面的雪。雪已经停了，但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在路灯的映照下泛着淡淡的蓝光。 街上没有人。没有马车，没有行人，没有狗。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然后他关上门，回到柜台后面，继续擦杯子。 费伦茨看着他，想说点什么，但什么也没说。 他只是坐回角落的椅子上，继续打盹。 炉火还在烧。 杯子还在擦。 生活还在继续。 1875年过去了。 这一年，维也纳股市崩盘后的余波还在，失业的人还在饿肚子，皇帝还在美泉宫里处理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政务。这一年，贝尔塔·冯·苏特纳死了，朱莉娅·拉科齐也死了。这一年，莱奥在的里雅斯特学会了克罗地亚语，伊洛娜在维也纳学会了用笔战斗，雅各布在咖啡馆里学会了等一个孩子长大。 这一年，帝国没有倒。但裂缝更深了。 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每个人都知道，只要还活着，就要走下去。 雪会停的。 春天会来的。 虽然没有人知道，春天到底什么时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