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李炎，初名李瀍，登基后方更名李炎，其改名缘由与晚年服食丹药、求长生却终究崩逝的结局紧密相关，具体始末详见“服丹而崩”篇目记载。他生于唐宪宗元和九年六月十二日，即公元814年7月2日，降生在长安皇宫东宫之中，是唐穆宗李恒的第五子，生母为端庄贤肃、身后得封的宣懿皇后韦氏，亦是唐文宗李昂的同父幼弟。 彼时正值元和中兴的尾声，宪宗励精图治、平定藩镇的余威尚在，朝堂风气尚且整肃，皇室宗亲地位尊崇。身为穆宗幼子，李炎自幼长于深宫，远离储位纷争，年少时并无显赫的特殊待遇，也未被朝野视作帝王备选，得以在相对安然的环境中成长。 长庆元年（821年），唐穆宗大封皇子，年仅七岁的李炎依皇室规制受封颍王。穆宗在位沉溺游乐、怠于朝政，朝堂奢靡之风盛行，宦官势力悄然滋长，藩镇隐患复燃，大唐中兴的势头迅速消退。幼年的李炎亲历朝局变迁，虽身居藩王之位，却始终低调自持，蛰伏于诸王之中，不事张扬。 历经穆宗驾崩、敬宗继位又遇弑的朝局动荡后，其兄唐文宗李昂登基，改元开成。开成年间（836年—840年），文宗为笼络皇室宗亲、稳固宗室格局，对诸位皇弟加官晋爵。已然成年的颍王李炎，获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吏部尚书两大殊荣。这两项官职虽多为荣誉虚衔，无实际朝堂治事职权，却让李炎跻身高阶宗室行列，拥有了正式的朝堂身份与朝会资格，为其日后仓促继位埋下了伏笔。 唐文宗在位期间，一生深陷储位不定、子嗣凋零的困境，皇权传承的反复波折，最终酿成了晚唐著名的朝堂更迭风波。文宗登基之初，念及兄长唐敬宗早逝、子嗣尚幼，一度属意传位于敬宗长子、晋王李普，将其视作最佳储君，悉心培养，寄予厚望。奈何天不假年，太和二年（828年）六月，年仅五岁的晋王李普不幸夭折。文宗痛失预定储嗣，悲痛万分，破例追封其为皇太子，足见眷顾之情。 储位悬空四年，朝堂人心浮动，朝野屡请立储以安社稷。太和六年（832年）十月，文宗终于册立自己的嫡子鲁王李永为皇太子。李永天资尚可，行事恭谨，本可稳定国本，稳住动荡的朝局，可储位安稳不过数年，变故再起。开成三年（838年）十月，太子李永骤然暴毙，死因蹊跷，朝野议论纷纷。接连痛失子嗣与储君的文宗，遭受巨大的精神打击，终日郁郁寡欢，自此缠绵病榻，身体与心力彻底衰败，大唐的储位危机再度爆发。 久病缠身的文宗，晚年愈发优柔寡断，后宫与朝堂的势力博弈愈发激烈。开成四年（839年）十月，文宗宠爱的杨贤妃为稳固自身地位，暗中运作，屡次进言，恳请文宗立其亲弟、安王李溶为皇太子。此事遭到朝中多数大臣的反对，群臣以“立储当循礼制、以正统为先”力谏，文宗亦顾虑宗室舆论与朝堂非议，最终驳回了杨妃的请求。 权衡各方势力后，文宗选定唐敬宗第六子、陈王李成美为新任储君。李成美血脉正统、性情温和，是彼时最合礼制的储位人选。文宗已然敲定储君人选，拟定册立章程，只待择良辰举行正式册立大典，彻底安定国本。可天有不测风云，册礼尚未施行，文宗病情急剧恶化，卧床不起，无法临朝亲政。皇权悬空、储位未定的局面，瞬间引爆了晚唐朝堂最激烈的权力之争，宦官、宰相、宗室三方势力相互角逐，暗流汹涌。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初二，深知自己大限将至的唐文宗，为避免皇权旁落、宦官干政，暗中下密诏，命中枢枢密使刘弘逸、当朝宰相李珏为首的文臣集团，辅佐陈王李成美监国总理朝政，意图以文臣辅政、正统继位的方式，平稳完成皇权交接，遏制日益膨胀的宦官势力。 然而此时的宦官集团早已掌控宫禁兵权，势力根深蒂固。时任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的仇士良、鱼弘志，是把持宫廷禁军、操控宫闱事务的权宦，二人素来贪权嗜利，一心想要掌控新帝拥立大权，借此攫取滔天权势、稳固自身地位。得知文宗密诏后，二人深知陈王李成美由文臣拥立，一旦登基，必然重用宰相、打压宦官，自身权势将荡然无存。 于是二人当即密谋，蓄意篡改朝局，以“陈王年幼体弱、久病缠身，不足以担当社稷重任、统领天下”为借口，公然否定文宗遗诏，强行提出重选皇室子弟册立为储。宰相李珏率文武百官据理力争，援引先帝遗诏、祖宗礼制，痛斥宦官干政、僭越皇权，言辞恳切刚正。但彼时神策军掌控皇宫内外，兵权尽在仇士良、鱼弘志之手，文臣手无兵权，空有礼法道义，根本无力抗衡。 最终，仇士良、鱼弘志悍然矫传皇帝诏书，废黜陈王储君之位，破格拥立素来低调、无深厚朝堂根基、便于宦官操控的颍王李瀍（李炎）为皇太弟，全权接管军国大事。 诏命下达当夜，仇士良亲自率领神策禁军，连夜奔赴安置宗室诸王的十六宅，迎请新任皇太弟李炎入宫。一行人直抵大明宫少阳院，将其安置于皇家储君居所。与此同时，朝中文武百官尽数集结于东宫思贤殿，依制朝谒新晋皇太弟李炎，承认其储君身份，朝堂大局已然被宦官强行扭转。 开成五年正月初四（公元840年2月10日），心力耗尽的唐文宗李昂于宫中驾崩，终年三十一岁。皇太弟李炎于文宗灵柩之前，依皇家礼制登基即位，是为唐武宗。正月十四日，武宗在皇宫正殿举行盛大的帝王受册大典，正式执掌大唐皇权，彼时的他，年仅二十七岁，正值壮年。 武宗登基伊始，先行规整皇室礼制，追尊先祖、彰显孝道。因生母韦氏早逝，未曾得封皇后尊号，他下旨追册生母韦氏为宣懿皇太后，为其修建陵寝、配享宗庙，弥补生母生前的尊荣缺憾。同时，武宗下诏将自己的诞辰定为庆阳节，定为大唐法定节庆，岁岁举行庆典，成为定制。 登基次年，朝堂局势逐渐趋于平稳，文武百官感念武宗整肃朝纲、安抚朝野之举，于会昌二年（842年）四月，联合上表，为武宗敬献尊号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以此称颂其登基以来的帝王功绩。 初登帝位的李炎，深知自身由宦官破格拥立，皇权根基不稳，朝堂之内派系林立、暗流汹涌。为彻底杜绝复辟隐患、扫清所有威胁皇权的潜在势力，他在权宦仇士良、鱼弘志的反复劝说与怂恿下，开启了肃清政敌的清算之举。 文宗朝的后宫与宗室政敌尽数被牵连，曾力荐弟弟继位的杨贤妃、原本的正统储君陈王李成美、文宗属意的安王李溶，皆被武宗认定为皇权隐患，先后被下诏赐死。这场清算，彻底根除了文宗一朝遗留的储位纷争余孽，杜绝了宗室复辟的可能，却也造就了晚唐又一场皇室骨肉相残的悲剧。 开成五年（840年）八月，朝廷为唐文宗举行盛大的安葬大典，举国致哀。但权宦仇士良为彻底扫清宦官专权的障碍、彻底掌控宫权，趁国丧朝局混乱之机，擅自动用禁军，将当初奉文宗密诏辅政的两大核心重臣——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诛杀。至此，文宗遗留的文臣辅政集团被彻底铲除，宦官集团暂时独掌宫禁大权，朝堂权力格局暂时失衡。 与优柔寡断、崇文迂腐的唐文宗不同，唐武宗虽自幼长于藩邸，博览经史的学识不及文宗渊博，却极具帝王格局与识人用人之明，眼光独到、知人善任、行事果决，深谙制衡朝堂、驾驭臣下的帝王之道。 就在登基的开成五年（840年）九月，武宗摒弃朝堂派系偏见，破格征召彼时镇守淮南、政绩卓著、刚毅能干的李德裕入朝中枢，接连授予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侍郎等核心要职，正式拜其为宰相，全权主持中枢政务。 彼时的大唐，内有宦官干政、党争不断、吏治腐败、民生凋敝之弊，外有藩镇割据、边境异族侵扰的外患，内忧外患交织，社稷疲敝动荡。武宗胸怀革新朝政、革除积弊、重振大唐的雄心，对李德裕极度信任、全权倚重，君臣二人相知相得、同心协力，开启了晚唐著名的会昌中兴。在二人的默契配合下，大唐一步步稳住动荡的国势，化解内外危局，逐步扭转衰败颓势。 会昌元年（841年），武宗着手清算文宗旧臣、规整朝堂派系，曾拥立陈王、与宦官对立的宰相李珏、杨嗣复被双双罢相，贬谪外放。初期的武宗受制于朝堂旧怨与宦官压力，一度震怒下诏，欲将二人处死以绝后患。危急关头，宰相李德裕以社稷为重，不计派系私怨，多次率群臣恳切劝谏，反复陈述杀重臣则寒天下仕子之心、动摇国本的危害。 武宗最终被李德裕的忠直劝谏打动，幡然醒悟，收回处死诏令，赦免了李珏、杨嗣复二人的性命，仅保留贬谪处置，保全了两位重臣。此事过后，权宦仇士良见武宗愈发倚重李德裕、文臣集团权势回升，深知自身独揽大权的局面将被打破，心中惊惧不安。 为夺回朝堂主导权、驱逐李德裕，仇士良暗中煽动禁军士卒，散布谣言，试图挑起兵变，逼迫朝廷罢免宰相、驱逐重臣。面对禁军异动与宦官挑衅，年轻的唐武宗展现出极强的帝王魄力与掌控力，临危不乱，亲自出面震慑禁军、驳斥流言，严明军纪、稳住军心，彻底粉碎了仇士良的兵变阴谋。 经此一事，仇士良彻底看清武宗绝非懦弱傀儡帝王，深知自己权势日渐衰败、再难操控朝政，终日惶恐不安、心神不宁。会昌三年（843年），仇士良自知大势已去，主动以年老多病、无力履职为由，上书请求辞官退职。武宗顺势而为，当即应允，一举彻底解除了仇士良把持多年的神策军兵权与宫廷职权，精准拔除了宫中最核心的宦官势力。 仇士良归府闲居不久后，便病逝于私宅。至此，武宗以雷霆手段瓦解了盘踞晚唐多年的宦官专权格局，暂时肃清了宫禁奸佞，将旁落已久的皇权牢牢收回手中，极大强化了中央集权，为会昌中兴扫清了最大的内部障碍。 武宗性情本豪迈洒脱，早年身为藩王无朝政羁绊，素来喜好游猎宴饮、习武强身，时常与宫中武士角力竞技，亦纵容宫廷五坊小儿自由出入宫禁、随侍左右，生活作风随性不拘。但其本性知错能改、敬畏忠言，懂得修身自省、约束己身。 一日，武宗前往兴庆宫，拜见祖母懿安郭太皇太后，恭谨问安、侍奉起居。行礼过后，武宗诚心求教，从容问询治国之道：“孙儿欲成一代明君、兴盛社稷，不知如何修行，方能为盛德天子？” 郭太皇太后历经穆宗、敬宗、文宗三朝，深谙帝王之道与朝堂兴衰，见状悉心教诲：“天子治理天下，首重纳谏亲贤。朝中谏臣所上奏章，皆是针砭朝政、利国利民之言，陛下需悉心阅览、虚心接纳。可行者即刻推行，不妥者可与宰相群臣商议斟酌。万万不可闭塞言路、拒斥直言，更不可偏听偏信、纵容谗佞。当以忠良贤臣为心腹肱骨，亲君子、远小人，如此便可修身治国，成就圣德，造福天下。” 武宗闻言豁然开朗，郑重再拜致谢。回宫之后，他即刻命人调取朝野所有谏臣奏章，逐一阅览研读。其中绝大多数奏章，皆是群臣劝谏帝王节制游猎、勤勉朝政、修身律己的忠直之言。目睹群臣苦心劝谏，武宗心生愧疚，自此痛改前非，大幅缩减游猎宴饮之事，收敛奢靡玩乐之心，不再肆意出游，同时削减五坊小儿、角力武士的赏赐与特权，不再纵容其恣意出入宫禁，专心理政。 武宗改过从善、虚心纳谏的德行，在朝堂之中多有体现。曾有一次，武宗离京前往泾阳县围猎，连日出游、疏于朝政。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心系社稷、恪尽职守，在紫宸殿当众直言进谏，恳切规劝：“陛下近日游猎频次渐繁，屡次远离京城，每日早出晚归，荒废朝堂政务，耽误朝政处置，非明君勤政之道，望陛下自省改过。” 二人言辞恳切、刚正不阿，直指帝王过失。武宗听罢，神色肃穆，当即收敛嬉色，坦然承认自身过错，欣然接纳谏言。待两位谏臣退殿之后，武宗当着当朝宰相的面坦言：“朝廷设立谏官一职，本意便是为匡正帝王过失、监察朝政得失。朕身为天子，执掌天下，正需听闻直言、知晓过错，方能精进治国，此后朕当常开言路，广纳忠谏。” 诸位宰相见状，纷纷拱手称贺，赞叹陛下从善如流、有明君之度。为嘉奖二人忠直敢言、激励朝野百官进谏，数日后，武宗特意下旨擢拔人才，将高少逸晋升为给事中，郑朗晋升为左谏议大夫，以此彰显自己重贤纳谏、整肃朝纲的决心，一时间朝堂直言成风，吏治愈发清明。 除却治国理政的功过得失，唐武宗一生最显著的个人执念，便是笃信道教、痴迷长生。早在其居于藩邸、身为颍王之时，他便无心朝堂纷争，潜心钻研道家方术，常年修习道术、养生摄生，痴迷于道家长生之术、辟谷炼丹之法。 待登基称帝、执掌天下大权后，武宗坐拥万里江山，愈发贪恋权位与俗世荣华，求长生、永享帝位的执念愈发深重。登基之初，他便下特旨，征召赵归真等八十余名当世知名道士入宫，安置于皇宫禁地，在皇家三殿专门修建金箓道场，专供道家祈福、修道、炼丹之用。 武宗本人更是躬身信道，数次亲临三殿道场，登上九天坛，依照道家礼法，亲自接受法箓，正式皈依道门，成为虔诚的道家信徒。此后，他终日与道士相伴，潜心修道、炼制丹药，沉迷长生之术无法自拔。 朝中诸多忠臣大臣深知丹药伤身、方术误国，屡次上书直言劝谏，细数历代帝王沉迷方术、服食丹药短命误国的前车之鉴，恳请武宗罢黜道场、驱逐道士、摒弃丹术。可武宗已然执念深重，对所有劝谏奏章一概置之不理、拒不采纳，依旧我行我素，终为其晚年身体衰败、壮年崩逝埋下致命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