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穆宗、敬宗两代帝王耽于享乐、荒废朝政，李昂自少年藩邸时期，便心怀贞观之志、痛心世道颓靡。尚为江王之时，他酷爱研读唐太宗《贞观政要》，反复揣摩贞观朝君臣共治、勤政安民、整肃朝纲的治国之道。每每读到太宗孜孜求治、宵衣旰食、慎理政道、防微杜渐的篇章，无不心生向往、立志效仿，暗自期许自己他日若登大位，必革新弊政、再造清明。 而相较于对盛世明君的仰慕，李昂心中更深藏一份刻骨铭心的国仇家耻。自中唐以后，宦官势力持续膨胀，逐步掌控禁军、干预储位、操控皇权、弑杀帝王，彻底颠覆君臣秩序。穆宗、敬宗两朝，宦官专权跋扈、肆意干政、结党乱朝、欺辱朝臣，乱象愈演愈烈。年少的李昂亲眼目睹种种乱象，心中愤懑难平、常怀仇耻之志，毕生以诛除凶宦、肃清宫禁、收回皇权为己任。 晚唐四代皇权更迭的宿命纠葛，让李昂对宦官乱政的危害有着最刺骨的认知。其祖父唐宪宗李纯，一代中兴英主，平定藩镇、重振国威，最终却惨遭宦官弑杀，凶手常年隐匿宫中、逍遥法外；其兄长唐敬宗李湛，少年登基、在位未久，亦被贴身宦官密谋诛杀、血溅深宫。 更为讽刺、也更为屈辱的是，李昂之父唐穆宗李恒、包括李昂本人，皆是经由宦官集团拥立才得以登基称帝。君父死于宦手、自身受制于宦权、得位仰仗宦力，这种爱恨交织、身不由己的宿命，深深刺痛了勤政有志的唐文宗。因此，他自登基之初，便暗下决心：穷尽毕生之力，尽诛乱政宦官，洗刷两代帝王被杀的国耻，彻底终结宦官专权的黑暗格局，还大唐君臣正统、朝堂清明。 但彼时的宦官势力早已根深蒂固、无人能制。宦官盘踞九重深宫、贴身伴驾、掌控宫禁命脉，更手握左右神策禁军兵权，内外勾结、党羽遍布朝野，威势凌驾君臣之上。朝中宿儒老臣、文武宰辅，或久习苟安、贪恋禄位，或畏惧宦权、明哲保身，无人敢直面宦官势力、无人敢为君分忧。 朝野无人可用、深宫无人可诉，让唐文宗陷入深深的孤立。他时常感慨**“九重深处，难与将相明言”**，诛宦大计凶险万分、一旦泄露便是身死国乱，朝堂诸臣皆不可托付，只能隐忍蛰伏、暗中寻觅心腹。 历经数年观察，文宗看中了时任翰林学士宋申锡。宋申锡品性耿直忠厚、清正廉洁，立身端正、不结党羽、不附权宦、不徇私情，在浑浊晚唐朝堂中独守臣节、忠心纯粹，是极少数可托付密计、共图大事的忠直之臣。 大和四年（830年）六月，文宗决意启动诛宦谋划，暗中召见宋申锡，屏退左右、密谈大计，将自己潜藏多年、诛除宦官、收回皇权的毕生心愿尽数告知，君臣二人定下密策、共筹除宦大业。 为让宋申锡拥有统筹朝政、调度人手的权力，文宗破格越级提拔：先擢升其为尚书左丞，掌中枢机要，不久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入阁拜相、位列宰辅，执掌朝政大权，专司统筹诛除宦官事宜。 宋申锡拜相之后，感念君恩、矢志报国，迅速低调布局、暗中筹谋。他深知宦官手握禁军、势力庞大，不可贸然动用中央禁军，只能依托京畿地方兵力伺机而动。于是特意举荐品性可靠、可堪任用的吏部侍郎王璠出任京兆尹，掌控京城府兵治安大权，并暗中向王璠密谕帝旨，交代诛除宦官的绝密计划，意图依托京兆府京畿兵力，伺机一举清剿宫中宦党、根除乱源。 奈何谋事周密、用人失察，绝密大计最终毁于泄密。京兆尹王璠心性浮躁、守密不严，不慎将君臣诛宦密谋泄露。时任宦官王守澄的贴身门客、精于钻营的郑注，眼线遍布朝野、嗅觉灵敏，第一时间探知这一惊天密谋，火速密报权宦王守澄。 手握禁军、掌控朝局的王守澄得知帝王与宰相密谋诛己，瞬间杀机毕露、决意反扑。他深谙帝王心性、朝堂规则，不敢直接弑君，便定下借构陷谋反、剪除羽翼、震慑帝王的毒计：先除掉宰相宋申锡，斩断帝王心腹臂膀，再顺势扳倒声望极高、贤德有声、最有威胁的文宗胞弟——漳王李凑，彻底摧毁文宗的除宦根基，永绝后患。 大和五年（831年），一场精心策划的惊天冤案骤然爆发。王守澄授意心腹、神策军核心武将豆卢著，捏造罪证、伪造告状文书，公然向唐文宗诬告：宰相宋申锡私结党羽、暗通藩镇，意图拥立贤名满天下的漳王李凑谋反，废黜帝王、颠覆社稷。 谋反乃是王朝滔天大罪，加之证据伪造逼真、宦官声势汹汹、禁军虎视眈眈，深宫孤立、信息闭塞的唐文宗一时难辨真伪、震怒万分。在宦官集团的集体施压、威逼裹挟、刻意蒙蔽之下，悲愤失察的文宗不慎中计，下诏重惩：将声望卓著、毫无过错的漳王李凑贬为巢县公，忠心谋国、矢志除宦的宰相宋申锡贬为开州司马，双双远贬荒蛮之地、终身不得归朝。 二人蒙冤受屈、忠而被谤、报国无门、含冤远徙，最终先后忧愤成疾、郁郁而终，大唐第一次帝王主导的诛宦大计，就此彻底惨败、功败垂成。 冤案过后不久，唐文宗便逐步查清真相、洞悉全盘阴谋，知晓自己错信谗言、冤杀忠臣、错贬贤王，心中无尽悔恨、痛苦万分。可彼时宦官势力滔天、禁军尽在宦手、朝野尽被掌控，帝王形同被挟、身不由己，迫于宦官高压威势，明知冤屈却无力昭雪、不敢平反，只能将满心愧疚、无尽隐忍深埋心底，独自承受君臣离散、壮志受挫的屈辱与痛苦。 这场沉冤一直尘封十一年，直至开成元年（836年）九月，甘露之变风波稍定、宦官威势略有收敛，宰相李石趁机上奏，直言宋申锡一生忠直、谋国无私，惨遭奸宦构陷、冤死荒途，至今未蒙昭雪、天理难容，恳请帝王为忠臣正名、告慰忠魂。 听闻此言，积压十余年的委屈、悔恨、悲愤瞬间涌上文宗心头。他俯首默然良久，随即潸然落泪、悲不自胜，道出深藏心底十余年的深宫隐情：“此事朕久知其误！当年奸宦威逼、禁军环伺，社稷安危悬于一线，朕身不由己，连自家兄弟都险些不能保全、性命堪忧，更何况一介申锡？彼时能保全其全尸、留其腰领，已是万般侥幸、无奈之举！” 一语道尽晚唐帝王最极致的悲凉与无奈。 第一次诛宦惨败、忠臣尽丧之后，宫中宦官愈发骄横跋扈、肆无忌惮，欺君蔑上、藐视朝堂、操控朝政，专权之势更胜从前。文宗心中的愤恨与耻辱愈发深重，念及祖父宪宗被弑数十年、凶手依旧逍遥法外，国耻未雪、君仇未报，自己身为帝王却受制于家奴、无力匡扶社稷，日夜痛心、难以容忍。 彼时满朝文武、在位公卿，大多贪恋禄位、苟且偷安、畏宦如虎，无人愿意为国赴难、为主分忧、投身凶险的除宦大业。绝望之余，文宗并未彻底沉沦，反而愈发坚定心志，暗中广察人才、低位拔擢、不拘一格，继续暗中物色心腹死士，伺机再启诛宦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