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璟的处理结果很简单——一撸到底。 所有涉事官员，全部革职。 从主考官王荣到副考官，从阅卷官到誊录官，乃至负责考场秩序的监试官、负责糊名誊录的书吏，但凡跟这次科举沾边的，一个不留，统统扒掉官服，摘掉乌纱，赶出京城。 在这件事上，李承璟其实也有一定的私心，他借此机会，清理了一大批朝堂上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老臣，为帝国增添新的年轻血液打好了基础。 当然，李承璟也给了涉事官员最后一点体面。 他没有像朱元璋那样大开杀戒，把这群人杀掉。 历史上的南北榜案涉及到的官员，下场都是很惨的。 涉事的主考官刘三吾虽然因年老被免死，但是最终以“反叛”罪名将其发配西北。 参与复核考卷的侍读张信等人则被处以凌迟极刑。 其中最惨的是原先录取的“南榜”状元陈䢿，朱元璋命他一起参与了复核考卷的工作，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人微言轻，对复审结果根本无力改变，最终却被一起牵连，车裂而死。 这位明朝历史上的第六位状元，仅仅当了二十多天状元，就受牵连而惨死，可以说是无妄之灾。 他什么都没做错，只是因为考得太好，只是因为科举的时间出了问题，只是因为朱元璋需要一个替罪羊。 李承璟不是一个喜好杀戮的人，也不会做出这种牵连无辜的举动。他革了这些官员的职，已经是给出了最严厉的惩罚。 他们丢了官，丢了俸禄，丢了半辈子的体面，但至少还活着，还能回家养老，还能含饴弄孙。 至于那些被录取的南方士子，他也没有追究。 他们凭自己的才学考上的，不该为考官的错误买单。 这是李承璟能给的最后的仁慈。 然而，革职只是第一步。真正让李承璟头疼的，是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他很清楚，此时如果继续选择原本的录取名单，即便那些人真的是文采出众，也难以服众。 三万多举人盯着那张红榜，北方的士子们心里憋着火，南方的士子们心里有鬼，朝廷上下一片质疑声。 就算原榜单的九十六人都是真才实学，这个节骨眼上，也没人愿意相信。 信任一旦崩塌，再想重建就难了。 必须要有一份新的榜单，或者说，一种新的科举选拔方式。 正常的历史进程来讲，朱元璋的南北榜制度应该横空出世了。 当年朱元璋在南北榜案之后，为了缓和南北矛盾，采取了分南北取士的办法，以两个榜单并行的方式，给北方士子更多的名额。 这个制度在明仁宗洪熙元年最终完善，形成了“南北中榜”模式，录取比例稳定在55%：35%：10%。 南方占大头，北方次之，中部地区占小头。 从此以后，科举不再是纯粹的“凭才学取士”，而是变成了一场精密的利益分配游戏。 不过李承璟觉得，南北中榜模式还是漏洞颇多。 它虽然缓和了南北之争，但是并没有在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这种制度并没有真正打破地域壁垒，南方各省与中央朝廷离心离德的情况在明朝后期越发明显，甚至走向失控。 于是李承璟选择了一个更加超前，也是更加完善的方式。那便是几百年后清朝的“分省取中”模式。 这是一个更精细、也更复杂的全国系统，它将人才选拔与政治平衡的艺术推向了极致。 它的具体做法环环相扣，贯穿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考试。 首先第一步是划分考区，为省定额。 它首先将全国各省清晰地划分为大、中、小三等，并以此为据，为各省的举人和进士名额设定基准。 根据各地的文风高下、赋税轻重、人口多寡、教化程度等综合指标，将全国省份划分为不同等级，并以此作为名额分配的基本依据。 直隶以及江南各地被定为大省，这些地方文风鼎盛，赋税最重，人口最多，是朝廷的钱袋子和人才库。 山东、河南这些地方则被定为中省，文化底蕴深厚，但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不如江南，属于第二梯队。 广西、贵州、云南、甘肃这些偏远地区则被定为小省，文风不盛，人口稀少，地方偏远，但也不能让它们永远没有人能中举。 随后将各省名额定制化。举人大致是大省八十名，中省六十名，小省五十名；进士则是大省十名，中省七名，小省三至五名。 名额不是固定的，会根据每届考生的实际水平和人数进行微调，但大致比例不变。 这样一来，每个省都有了自己的“定额”。 不管你文风多盛，也不能把名额全占了；不管你文风多差，也不能一个人都考不上。 这是一种平衡，也是一种妥协。 第二步则是分编字号，在省内再平衡。 当一个省内部有些地区文风极盛，导致其他地方无人中举时，朝廷会为落后地区单独设定试卷编号，并划出专门名额，确保这些地区的士子能被录取，以扶持弱势地区。 比如说，江苏省内，苏州府的读书人天赋异禀，每次考试都把名额占光了，松江府的士子再努力也考不过。怎么办？朝廷会给松江府单独设一个“字号”，专门划出几个名额，只让松江府的士子之间竞争。 这样一来，苏州府的人考苏州府的，松江府的人考松江府的，互不干扰，各凭本事。 落后地区有了自己的“保护名额”，不至于被碾压得一败涂地。 再比如，福建省内，福州、兴化、泉州三府文风极盛，而汀州、邵武等府则相对落后。 朝廷也会为这些落后府县单独编列字号，确保它们的士子也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最后一步则是全国统考，省内排序。 会试结束后，不再进行全国统一排名。 考卷按省份编列字号，所有考生只与本省的考生竞争，按成绩高低在省内排队，最终依照本省的名额数依次录取。 你考了多少分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本省排第几。 听起来不公平，可这就是现实。 朝廷要的不是绝对的公平，是相对的稳定。 如果一个省几十年都出不了进士，那个省的士绅就会对朝廷失去信心，那个省的人就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离心离德，后果不堪设想。 清朝用这套制度统治了广阔疆域多年，靠的就是这种精细的平衡术。 这种科举考试方式，通过为各省设定定额并确保省内落后地区也有机会，将科举打造成了一套精密的统治工具。 这套制度通过对名额的精细切割，构建起了一个看似繁琐、却能让广阔疆域上各地区士绅都保有机会的分配机制，极大地巩固了帝国的统一与稳定。 它不仅解决了南北矛盾，还解决了省内的地区矛盾，甚至延伸到府、县的层面。 其影响深远，实际上触及了后世高考录取制度的核心逻辑——分省定额，省内竞争。 李承璟觉得与其搞出一个过渡的南北榜制度，不如直接一步到位。 与其以后再改，不如现在就做。 大明用了三年时间从南榜过渡到南北榜，又用了二十多年才完善南北中榜。 他可没那么多时间折腾。 一次做完，一劳永逸。 于是李承璟便直接选择了这种“分省取中”模式。 消息传出之后，举国上下皆是一片哗然。 南方的士子们陷入了震惊之中，开始思考接下来科举制度对自己省份的影响如何。 北方的士子们则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他们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不用再被南方的学霸们碾压得喘不过气来。 忧的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过同省的人。 毕竟名额虽然多了，竞争的人也不少。 而那些偏远小省的士子们，则是欢天喜地。 广西、贵州、云南、甘肃，这些地方以前几十年都不一定能出一个进士。 现在好了，每省至少有五到八个名额。 虽然少，但至少有盼头了。 朝堂上的争论也渐渐平息了。支持的人说这是“历代未有之善政”，反对的人说这是“矫枉过正”。 可不管怎么说，圣旨已经下了，玉玺已经盖了，这个制度已经定了。 谁反对，就是跟皇帝过不去，跟天下士子过不去。 那些闹得最凶的几个南方籍官员，被李承璟叫到御书房训了一顿，出来后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再也不吭声了。 李承璟坐在御书房里，听着高大力汇报各地的反应。 高大力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一页一页地翻，把各地的情况一一道来。 说到南方士子闹事的时候，李承璟的眉头皱了一下；说到北方士子欢呼的时候，他的眉头舒展开来；说到偏远小省的士子放鞭炮的时候，他的嘴角微微勾了一下。 他端起茶盏，抿了一口。 “让他们吵吧，吵完了，该读书的还是要读书，该考试的还是要考试。一年之后，新科举开考，按新规矩来。到时候谁考上了，谁考不上，各凭本事，各安天命。” 同时，在皇帝的命令下，本次科举便按照“分省取中”模式重新录取。 各省考生试卷按籍贯分编字号，由新组建的阅卷班子分省审阅，省内按成绩高低排序，依照各省定额择优录取。 南直隶、浙江、江西等大省各取十名，山东、河南等中省各取七名，广西、贵州等小省各取三名。 十日之后，新的榜单张榜公布，一百四十二个名字赫然在目——南北各省皆有中者，虽有多寡，却再无空缺。 北方士子跪在榜下，泪流满面；南方士子虽有不甘，却也挑不出毛病。 这一次，没有人再喊不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