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东京最不值钱的东西，大概就是钱。 偏偏我没有。 我第一次听人说，一千万日元根本算不上钱，是在新宿一家居酒屋里。 那时我已经离开工地，在品川的仓库做过夜班，也替新宿的店铺搬过货，后来又被一家劳务会社送去涩谷负责配送。 工资比最初扛水泥的时候高了一些，可每个月刚发下来，债权管理会社便会先扣走大半。剩下的钱装进信封，我带回南千住，交给妻子。 她会把房租、水电、米、味噌和钱汤的钱一项项写在本子上，最后剩下的几张钞票，用夹子夹在厨房的木架上。 那就是我们一个月可以自由支配的钱。 居酒屋里的那个男人，却在抱怨自己只有一千万日元。 他和我一起做配送，比我年轻十来岁，父亲在埼玉开一家小印刷厂。 那天刚发奖金，他请我们几个喝酒，一边喝一边说自己准备买一套公寓。 “池袋那边，四千多万。” 旁边的人听得眼睛都亮了。 “你哪来这么多钱？” “银行借啊。” 他像是听见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筷子夹着鸡皮，在酱油碟上点了两下。 “首付一千万，剩下的贷款。中介说了，现在买进去，过两年最少能涨到六千万。到时候卖掉，贷款一还，还能剩一千多万。” 有人问，万一不涨呢？ 一桌人都笑了。 我也跟着笑，只是笑得慢了一点。 东京的地怎么会不涨？ 那是当时最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报纸每天都在写地价。 银座、赤坂、新宿，一平方米的土地可以卖到普通人几十年都挣不到的钱。 电视里有人认真计算过，只要把皇居下面那块地卖掉，就可以买下整个加利福尼亚。我不知道那种算法究竟有没有道理，但居酒屋里的人显然都信。 更准确一些，他们根本不在乎有没有道理。 只要明天比今天贵，就够了。 我听着他们谈股票、土地、会员券，心里当然羡慕。 我甚至比他们更懂这些东西。 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我做过常务，见过银行支店长，知道一份贷款申请应该怎么写，也知道怎样把一间工厂的土地、设备和订单包装成银行喜欢的样子。 桌上这些连资产负债表都看不懂的人，居然一个个开始谈几千万日元的买卖，我却每天为了多出三千日元的夜班补贴和领班讨价还价。 有那么几个月，我非常难受。 配送中心里有个姓河野的年轻人，拿五十万日元买股票，半年以后变成了一百三十万。 他把证券公司的交割单带到休息室，一群人围着看。 我站在外围，看见那串数字以后，第一反应竟然是：如果给我五百万，我能赚得比他多得多。 这个念头熟悉得让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几年前，我也是这么想的。 只要再给我五十亿，工厂就能扩产。 只要美国订单继续增加，新增的生产线很快便能收回成本。 只要日元别涨得太快。 只要银行愿意继续借钱。 只要……只要什么呢？ 我曾经把这么多“只要”叠在一起，然后告诉所有人，这叫经营判断。 可人穷的时候，记性会变得很好。 我摸了摸口袋，里面只剩下一千多日元。 那天回家以后，我真的想过借钱。 我甚至已经在脑子里算好了。如果借五十万，涨一倍以后还掉本金，剩下的钱足够我们换一间带独立浴室的房子。妻子也不用每天拎着洗漱用品去钱汤。 第二天，我找到债权管理会社的人，问能不能暂缓一个月扣款。 对方翻了翻我的资料。 “理由？” “家里有急用。”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医院？” “……不是。” “那就不行。” 我有些恼火，问他，我挣的是自己的工资，为什么连怎么花都不能决定。 那个人把资料合上，推回桌面。 “田中先生，你要是会决定自己的钱怎么花，现在也不会坐在这里。” 我盯着他看了很久。 最后还是走了。 很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这句话。 当时我觉得那是在羞辱我。 后来才发现，他救了我一次。 …… 一九八八年以后，东京变得越来越夸张。 我工作的地方也换得越来越快。 做过仓库，跑过配送，在千叶的冷藏库里搬过冻得发硬的纸箱，也去过车站后场，凌晨四点跟着货车把当天要卖的东西送进柜台。 后来有一阵，我还在歌舞伎町边缘的一间卡拉OK店里做设备维护——当然，是西园寺的。 那家店地方很小，客人却多得吓人。 星期五晚上，门口从八点一直排到凌晨。年轻职员下班以后拎着公文包来唱歌，结账时拿出一叠万元钞票，谁也不问包厢费究竟是多少。 有一次，一家公司包下整层替新入职的员工办欢迎会。 喝到最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走廊里往地上撒钱。 真的是撒。 一张张万元钞票被他揉成团，丢给同事，让他们猜里面包着多少硬币。 店长怕出事，让我和另一个人过去劝。 那年轻人靠在墙上，脸喝得通红，听见我们说别糟蹋钱，竟然笑得直不起腰。 “钱算什么啊，大叔？”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下个月奖金就回来了。” 我低头看着地上的钞票。 那一张，差不多够我和妻子吃半个月。 我忽然很想揍他。 可我最终只是弯下腰，把钱一张张捡起来，交给他的同事。 回南千住的电车上，我一直在想。 如果当年大阪工厂的订单顺利完成，如果日元没有升值，如果我仍然是西园寺家的常务，我会不会也觉得钱不过如此。 答案让我不太舒服。 我大概会。 甚至会比那个年轻人更过分。 因为我有一个更好的姓，还有一群会在旁边替我把浪费解释成气魄的人。 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没钱或许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嗯，也没什么不好的。 …… 那几年里，我见过很多发财的人。 开出租车的司机买股票，百货公司的柜员买公寓，工地上的小包工头拿土地做抵押，再借一笔钱去买另一块土地。 银行的人甚至会主动追到现场来，西装皮鞋踩着还没干透的泥，笑着问老板要不要增加授信。 贷款像是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 只要你有一块地，银行便愿意告诉你，这块地明年会更值钱。等它真的涨了，你又可以拿上涨后的估值去借更多的钱。 我以前会把这叫作资产运作。 后来我在仓库里学会了另一个算法。 一辆货车今天只能装这么多箱子。 一个人一个晚上只能搬这么多货。 一间店门口再长，也只能挤进这么多客人。 股票可以在一张纸上翻倍，土地也可以在银行的估价书里翻倍，可人的手臂是不会因为东京地价上涨便突然多出一倍力气的。 这种道理简单得可笑。 我从前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 一九八九年，我已经能在一些临时岗位里带几个人了。 不是因为谁提拔我，只因为干得久，知道货该怎么码，知道新来的工人什么时候会偷懒，也知道领班把进度报得太好看时，应该先去现场数一遍还剩多少箱货。 那一年，日经指数一天一个新高。 休息室里多了一台小电视，午休时大家不看棒球了，开始看财经节目。 有人会在指数上涨时欢呼，也有人拿着报纸算自己昨天又赚了多少。 河野后来买了第二套公寓。 他已经不做配送了，辞职去了房地产会社。临走以前请我喝了一次酒，西装是新买的，手腕上多了一块很亮的表。 “田中大叔，你真的不买吗？” 他还记得我。 “现在不买，以后更买不起。” 我笑了笑，告诉他，我连首付都没有。 他压低声音，说可以介绍认识的信贷会社给我，只要有稳定工作，手续总有办法。 那一瞬间，我又心动了。 我已经欠了很多钱，似乎再欠一点也没什么区别。 而且所有人都在赚钱。 如果整个东京都证明我是错的，一个已经破产过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坚持？ 可我最后还是摇头。 原因一点也不高尚。 我真的借不到钱。 我的名字进过信用记录，工资又长期被债权方扣走。河野认识的信贷会社听完情况以后，很客气地让我回去等消息，然后再也没有联系我。 所以在整个日本都觉得自己会发财的时候，我只能继续搬货。 这件事当时让我非常屈辱。 直到后来，它变成了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情之一。